台宜兰市纪念日本殖民官员 竟称“促进中日艺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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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宜兰市以纪念日本殖民官员西乡菊次郎逝世90周年为名义,举办其子孙的陶艺展览(图源:宜兰大新闻网站)

近年蔡英文政府浩浩荡荡地推动“转型正义”,声称将对过去的台湾历史重新评价,没想到只单单检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1945─1992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丝毫未清算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顷日,宜兰县宜兰市公所,还将于2019年6月8日至19日期间,以“西乡菊次郎逝世九十周年纪念”的名义举办“西乡菊次郎之孙西乡隆文西乡等兄弟展览”,展等两人共约百件萨摩烧陶艺作品。宜兰县文化局还宣传西乡菊次郎在日据时代整治宜兰河的功绩,并称西乡兄弟赴台联展是“借此回顾其祖父过往事迹,并期许促进中日艺术交流”。

但吊诡的是,西乡菊次郎乃日本明治维新后鼓吹“征韩论”的萨摩藩军人西乡隆盛庶子,西乡隆盛曾因征韩不成,愤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协助其弟西乡从道率领大军入侵台湾屏东,引发“牡丹社事件”,是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嚆矢。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清朝夺取台湾后,西乡菊次郎便于1895年至1902年赴台任官,担当台北县基隆宜兰支厅长与宜兰厅长,负责镇压抗日分子与少数民族。其离职返日后,宜兰仕绅商贩刻立“西乡厅宪德政碑”,讴歌西乡菊次郎“公之德风偃草,阴雨膏苗者欤”。这样的日本军人家族,染满侵略与殖民的鲜血,却受到日本与台湾部分人士称颂,且“萨摩烧”本身就是日本太阁丰臣秀吉于“万历朝鲜之役”(1592年至1598年)侵略朝鲜时、自朝鲜掳来的陶瓷工匠手中得来的技术。如此黑暗的历史巧合,台湾人可有知悉?

早前,宜兰市公所于2019年3月以西乡菊次郎出生地日本鹿儿岛县龙乡町,命名原救国团大楼为“龙乡楼”,并迁移社会课、财政课等市政单位入内办公,已引起“扭曲历史”的非议。然而,宜兰市长江聪渊却辩称考虑与日本有观光、文化间的“深度交流”,加上要基于“国际外交与展示城市包容力”,故决定命名为龙乡楼。但如今宜兰市公所变本加厉,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扩大纪念殖民者、举办其子嗣的陶艺展,势必又会引起海内外有识者的责难。

若看看宜兰市公所列举的西乡菊次郎“政绩”,其实稍微了解历史的话,都不难看出其本质都是日本殖民的压榨,根本不是真心替台湾人民着想,因此称誉西乡菊次郎的“德政碑”,恐怕也是在当时日本官方的授意下,由享受日本利益的买办之流所建。首先,以宜兰市公所和“西乡厅宪德政碑”赞誉的“西乡堤防”为例,该工程被认为有解决宜兰河水患和增加农产之益,但其实西乡菊次郎修堤的首要考虑是保护宜兰政治中心“宜兰街”(今宜兰市)免受水灾之苦,因此宜兰境内最大的河川“浊水溪”(今兰阳溪)与其他水系依旧泛滥不断,丝毫未根除水患问题,直到1911年后台湾总督府才因暴雨洪灾问题,不得不着手整顿。

再说,台湾总督府治水的动机,是为了拓殖兰阳平原为供给日本用的粮仓、种植经济作物累积资本、以及将浮覆地(因河流水位高低﹐砂石侵蚀或堆积而一时出现﹐一时又会消失的土地)打造为日本移民村,以消弭日本本土人口过剩的问题和同化台人。在日本殖民时,台湾的稻米、甘蔗、樟脑产量都有相当大的增长,但都优先供给日本或售往欧美。尤其是作为主食的稻米,日本人刻意推广自己习惯的蓬莱米,而非汉人惯食的在来米,且自1906年以后台湾稻米起码有15%皆输往日本,1924年后跃升至30%以上,1933年至1939年间俱超过40%,部分年份更是超过一半。这种殖民压榨的最直接恶果,就是台湾人本身没有足够的稻米食用,只能拌着红薯充饥。

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日本总督田健治郎还在1922年要求台湾各地每年轮流献纳谷物,供作天皇“新尝祭”之用,还训示称这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还不忘提醒此举“是用在朝廷最重要的仪式,其次则包含有农事奖励的意涵,因此希望耕地及耕地人的选择要充分地注意”。这无非是要求台湾人不但要积极生产供养日本人,而且还得心悦诚服地为此感到荣幸,企图在精神与经济上彻底瓦解台人的意志。

而且为了种植献谷田,台湾总督府会刻意准备比实际栽植面积还广阔的土地,并征用壮丁团、保甲团、青年团或当地居民耕作与修建供官员视察的道路,被视为农业重点生产区域的宜兰自然也难幸免。1929年轮到宜兰献谷时,光是为了布置献谷田地镇祭会场,日本殖民者动员宜兰农林学校的全校教职师生280人。至于献纳后的米呢?扣除进奉给天皇的部分之外,余下的交给参与仪式的“奉耕人”以及当地神社,根本不是留给当地付出劳力的台湾人。

此外,“西乡厅宪德政碑”上记载西乡菊次郎平定“匪正跳梁,民不安堵”的混乱局势,成功“服诸顽梗之众”。但殊不知,碑中所谓的“匪”和“顽梗之众”,其实大都是抗日分子、或因日本侵略搅乱社会而生的匪徒。就在西乡菊次郎治理期间,宜兰于1896年1月因抗日义军的活跃,遭日本派出混成第七旅与第二师团强力扫荡,根据估计至少有2,400人以上遭屠杀,城市也遭烧毁。但日军的暴虐依旧无法阻挡台民的怒火,林大北、林李成、简大狮等俱是当时名震一时的抗日领袖,林大北还曾趁1895年12月日军南下追击抗日义军时,收复防务单薄的宜兰罗东、礁溪、头围等地,并一度围攻宜兰城。简大狮亦不停在台北、宜兰等地出击,造成日军极大损失。惜乎这些抗日运动最后都被日本镇压,简大狮更在内渡厦门后,又遭屈服于日本压力的清朝逮捕,最后押解至台湾处死。倘如要将这群抵抗外力的民族英雄,视为不服教化的“顽梗之众”,不就等同站到日本殖民者的立场去、抨击为保卫家乡抛洒热血的先人,这该是有多错乱?

西乡菊次郎还迫害过台湾少数民族,以推行台湾总督府进入“蕃地”榨取资源的政策。早在1895年时,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称“盖欲拓殖本岛,必先驯服生蕃”,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亦主张“教化蕃民为我政府之责任,开发蕃地则为我培养富源之要务”,赤裸裸地显露欲掠夺少数民族居住地的野心,因此居于其上的少数民族自然成了殖民者的眼中钉。为了逼使少数民族臣服,日本以广设隘勇线、埋地雷、架通电铁丝网、或派军征讨的暴力方式步步进逼,造成台湾原住民极大的死伤。

西乡菊次郎自己也软硬兼施,诱使泰雅族头目下山移居,并要求不许干扰日本樟脑业者入山制脑、不许馘首,一旦不从就不提供枪枝与恢复贸易。西乡菊次郎甚至命令:少数民族需拿农作物而非猎物才能交换到食盐,企图一举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将之转化为农耕民族。西乡菊次郎还建议总督府需在各部落设立官署加强统治,且为了便于惩戒,若无“蕃社值勤官吏之证明,不得供给其(生活必需品)需要”。结果贸易管制措施激起少数民族极大的不满,因不堪日本动辄断绝米盐供应,加上日本扩大樟脑厂侵害猎场,以及日本官吏的欺压,最后在1901年爆发“阿里史事件”,数十名泰雅族人在阿里史交换所杀死日本雇员小野荣一与杀伤通译河边有二。1903年,泰雅族再度因贸易屡遭取缔和管制愤而火攻阿里史派出所,显见日本的暴政有多不得民心。

西乡菊次郎返日后,其限制物资的手段还被日本总督府沿袭并扩大,再配合武力使少数民族被迫屈从,日本因而得以驱使军警与资本家入山伐木、制樟脑、栽种鸦片,牟取经济暴利。这样的“理蕃治绩”,台湾官方当如何向少数民族解释?尤其是“吴凤神话”曾被批评为汉人霸权,台行政院发言人谷辣斯•尤达卡还以郑成功“殖民”原住民为由,主张取消台官方祭拜郑成功,如此双重标准,该让承受日本压迫最深、牺牲最惨重的台湾少数民族情何以堪?

早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就因依赖日本军事、经济、政治的扶持而隐伏“亲日”的结构性矛盾。迨至李登辉上任后,更从修改教科书入手,大幅淡化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美化其带来的“现代化””,忽略日本建设台湾不过是供殖民压榨之用。2018年6月,蔡英文成立之小英教育基金会所辖的网站“想想论坛”,也曾刊登《开启宜兰近代化的日本人──西乡隆盛之子西乡菊次郎》一文,颂赞西乡菊次郎的“德政”,对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抱持肯定态度。

因此,就在这种氛围中,台湾社会不仅对中国历史缺乏认同,配合日本口径导致“自我殖民”,更使日本右翼论调得以输出至台湾茁壮,无形中助长日本想翻案自身侵略历史的底气。就以这场纪念西乡菊次郎逝世九十周年的展览来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除了协办以外,还曾在2019年5月底宣布向协助解读“西乡菊次郎的功绩碑文,成为鹿儿岛县与宜兰县友好交流的契机等,在促进日台之间相互理解及友好关系上贡献卓著”的李英茂颁授旭日双光章,显见日本有意透过台湾消抹殖民罪行。但台湾与日本这种危险的相结,无论于道德上、学术上、或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注定不会受到世界的认可,只会招来历史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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