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 中南海如何面对国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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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日本福冈出席G20财长会议的美国财长姆努钦( Mnuchin)当地时间6月8日表示,对抗势头似乎越来越严峻的中美贸易战能否出现转机,本月底东京的“特习会”将是关键。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但是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并非偶然。如果在若干年后回溯这一段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可能很多人会承认它仅仅是大国博弈的一个片段。

中国崛起必须跨越的障碍

30年前的六四事件,至今仍然对错难辨,而它曾经让中国招致西方国家的武器禁运甚至经济制裁却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出乎当时的西方国家预料的是,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开始更大幅度的对外开放,包括外资、鼓励国民向外等等,也就是从那时中国慢慢崛起。

不管是在中国政界、文化界还是民间的普通民众,都习惯将中国的百年近代史形容之为百年苦难、抑或是百年耻辱。确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攸关国运的重大波折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典型的应该是清末经历的西方八国联军入侵以及为了救国中国文人提出的戊戌变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成为列强的本质特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至中国,通过扩大多种方式在华资本输出,并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其对华政策开始独立的转折性标志。

为使中国免于被瓜分的厄运,挽救这场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变法运动。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政治家到文人,中国始终没有失去自救的信念和力量。

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发生两次社会转型,社会的两次转型(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以及从买办资本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中共建政之后,在内部的路线斗争之后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中国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这些波折或者磨难无不是在外力冲击或者挤压之下,让中国多次遭遇国力衰退甚至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是最终,它们却又往往成为中国改变“国运”的催化剂。

又一次外部冲击

朗普祭出的所谓“对华极限施压”,不仅包含两轮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增加、对华高科技企业(从华为,到大疆,再到海康威视等)制裁封锁,甚至还包括抵制孔子学院这种所谓对“异质文明”的宣战。这场冲突堪称中国面临的又一波外部冲击。

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苏联解体让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沉浸于所谓的“单极时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赢得了冷战,民主模式似乎已不可战胜。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体量相对较小,GDP排名尚未进入世界前五。2001年的9•11事件,又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对极端分子的所谓“反恐战争”。再然后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又让各国忙于稳定自己的汇率和金融稳定。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实行“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中国悄然崛起,让自己的GDP排名从1995年的世界排名第八,升至2010年的世界排名第二。这种改变显然警醒了一直沉浸在世界第一位置感知的美国政客。反映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中,就是美国不但以贸易逆差为由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阻扰中国经济转型,更由于同时在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在中国官民的认知中,这显然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要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态势。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为在经济上遏制日本对自己的威胁,和日本打了一场经济战,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泡沫破裂,日本由此进入“失去的10年”。如何避免日本的教训,是中国官方和经济学者热议的话题。他们普遍认为,跨过美国这道障碍,中国发展便可以进入一片坦途;而如果中国在这次的美国打压之下屈服则可能重演日本的悲剧,经济和国家实力跌入万丈深渊。这便是所谓的国运之战。

在这一对抗中,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究竟实力边界在哪里?是的确拥有弹压和摧毁世界任何潜在对手的无可置疑的绝对实力,还是其自以为是的“虚胖的想象帝国”?而对于中国来,它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潜在超级大国的虚实究竟如何?其所谓距离中华民族复兴的距离是一种想象还是真实?经此一役,一切都可望找到答案。

北京高层在安静中全面备战

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外部压力,且能保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节奏不要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29日在深改委会议上给出的答案是“战略定力”。具体而言,就是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5月13日刊发的国际锐评所称,“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对美国的反击也同时存在。

就以最近的中共高层动向为例,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习近平5月20日之22日的江西之行。期间习近平考察稀土企业(美国要通过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稀土,却又依赖从中国进口稀土制造芯片)、中共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考察江西省南昌的陆军步兵学院、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无不显示习近平的态度,即“面对美国的经济围剿,中国不惮于二次‘长征’”。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虽然看似被动,但是中南海高层释放的信号已经足够明确(图源:多维记者/摄)

作为习近平的政治搭档,李克强5月24日之25日的山东之行释放的信号则更多的是对内,即一边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一边减费降税,“做好自己的事情”。李克强5月24日在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省会济南召开地方减税降费工作座谈会。在这场召集了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省长龚正和河北省长许勤、江苏省长吴政隆、福建省长唐登杰、河南省长陈润儿、贵州省长谌贻琴等7名省部级大员的区域会议上,李克强陈述中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外部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增多,强调“各级政府过紧日子决不能说说而已”,要求“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尤其是要确保农资价格稳定”。这显然是在外有美国围追堵截、内有经济动力不足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南海对外释放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打持久战”信号之后,向内对官员系统的一次“备战”动员。

由此可见,对于正在到来的“紧日子”,中南海早有所料,中共内部应早有讨论并认知到形势的严峻性,如何应对?答案就藏在中南海近期打出的一张张政治牌中, 近期中共喉舌先有央视快评“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后有《人民日报》罕见强势对美预警“勿谓言之不预”,及至以及中国财政部5月22日宣布对已获利的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中国商务部5月31日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反制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封杀。这些行为,无疑是在中共高层联合布局之下,中国具体部门的对内对外的具体应对之举。

不过这也并非全部。对于中南海而言,解决问题之余还要解决引发问题的客观环境,就是处理包括让问题发生的背后问题,是更深入认识问题的起源之后,更深刻处理“整个”问题。对于美国的这场全线打压,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冲突,而是中美关系到了新的历史节点——随着中国的崛起,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格局正在被彻底重构。尚未失去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必然会奋起遏制崛起的中国。中国崛起不是一朝一夕,美国遏制自然也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从这个层面来看,中美贸易战不只是一场贸易战,而是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权力关系规则的序曲,是中国的一场国运之战。硝烟弥漫的战场背后,新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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