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自我革命 中国公安将告别“下猛药”时代

撰写:
撰写:

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从会议的出席人员安排、习近平所做的讲话内容来看,中南海对于此次公安大会的重视程度极高,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这次会议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是“统一口径”的简单宣传,普遍缺乏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更意味着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中国政治观察家们的“缺席”,源于他们对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公安系统,公安改革与“第五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围绕相关话题,多维新闻记者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展开对话。本采访分三篇发布,此为第二篇。

长久以来,公安一直是中国政府维稳的主要力量(图源:VCG)

多维:从公安改革目标进行反向推导,你认为目前公安队伍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樊鹏:我觉得在中央看来,最突出的可能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但需要分清的是,这并不是说公安队伍目前已经出现了不讲政治的问题,不是这个概念,保持政治性是最重要的,但中央并不是说警察队伍没政治性了,或者在政治性上出问题了。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没觉得公安队伍出现了什么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但也可以理解对于中央来说,政治建警是摆在第一位的。保持政治忠诚并不是否定你现在没有政治忠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多维:习近平在公安改革会上的讲话里,专门提到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似乎传递的信号是,要打破过去“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同时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上要求公安队伍改进工作方法。

樊鹏:是的,我认为这个论述很重要,也很好。我记得习主席在某个场合的讲话中,用非常口语化的表达也谈过这个问题,大意是说要保证社会活力,民众的权力该表达还是要让他表达,不能因为维稳就一头压倒另一头,大概是这个意思。

实话实说,警察也不想参与维稳的事,谁想天天维稳?特别是在各个地方围追堵截上访的人,警察很不愿意干这个事,被群众骂。

多维:包括参与维稳的城管也被骂的很惨。

樊鹏:对,都不愿意干,没有人愿意干这些。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创造条件,创造无需把维稳当作头等大事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这个条件已经基本创造出来了,上访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了,甚至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非常接近60%,包括我看到香港也有学者发文在谈,现在上访已经不是中国国内主要问题,现在最核心的是管制能力问题,包括金融市场、意识形态、互联网等等。

群众方面的分配性问题,拆迁事件不再是主要来源(毕竟上访里涉及最多的是拆迁),那个时代过去了,所以警察也没有必要继续投入在维稳里面,现在的主要力量要放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方面。“下猛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对公安触动非常大的是几年前的“雷洋案”(记者注:2016年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雷洋在北京昌平警方的扫黄行动中意外身亡,舆论普遍质疑警方有暴力执法、滥用强制措施、“钓鱼执法”的嫌疑)。公安干警死亡率在中国各部委、各系统里是最高的,比应急管理部的人员死亡率高多了,应急管理部是出了事才上,公安队伍是天天有人牺牲。所以习主席在公安改革大会上的讲话对公安的充分肯定,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

但是干了那么多么事,牺牲了那么多人,“雷洋案”一出,在民间舆论那里几乎把公安的所有功劳给抹杀了。中国中产阶层或者说相对精英的群体觉得你(警察)天天就想着要如何“搞死”我们,我做个按摩都可能被你搞死。

连很多法律学者都曾跟我辩论,“你看我们多不安全”,我也没法辩解,因为这案件是个“黑天鹅”。事实上这样的评价不公平,公安在保护大家,给这个国家制造了这么多发展红利,没有稳定,你拿什么发展?如果人们晚上都不敢出门,还搞什么创新经济?

当然,“雷洋案”里面确实有矛盾、有问题,背后多多少少触及执法队伍的建设,执法的手段、监管等法制化问题,确确实实存在管理不善,但如果非像一些人在那里抠字眼的话,又会落入另一个误区。

樊鹏:比如有人提到雷洋案中的当事警员是协警还是正式警的问题,协警在条文中确实没有执法权,但是他有协助执法的义务,什么叫协助执法?街上有人跟警察(正式警)打起来了,旁边的协警上还是不上?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黑社会狗急跳墙要拿刀捅警察,协警在旁边参不参与执法?难道不是拿着警棍制服黑社会?钻牛角尖式的抠字眼就成了自己骗自己。

当然另一方面,当警察跟群众正面冲突的时候,权力实施界限不分明就有可能出现雷洋案这样的事情,所以舆论认为“你应该遵循法制,不能胡作非为”。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扫黄打非”富有一定的弹性与政治性,这两个东西在改革40年的进程中一直(存在)。

多维:说到这里,整个中国范围内从2018年1月持续至今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也在舆论界引发热议,其中也并不全是肯定的声音。

樊鹏:中国过去搞“严打”,包括类似“严打”的专项斗争,跟法制建警是并行的,国际上很不理解这种事。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解释,因为中国警察数量少,社会要稳定,光靠法制手段不行,还得盘活社会力量,把有限的力量调动起来搞“运动战”,就像过去毛泽东指挥打仗似的,游击战、运动战讲的是震慑,这样才能把形势控制住,才能够为改革发展酝酿环境。

但是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吗?显然条件有一定变化,所以现这次“扫黑除恶”跟历史上的“严打”或者说专项斗争我觉得有区别。

多维:有一种说法认为,扫黑除恶首要目标是打击黑恶势力,但同时也是一次对公安队伍自身的检验、检视,在专项行动中发现公安队伍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可以针对性的制定改革与解决方案。

樊鹏:我觉得这种表述逻辑是自洽的,但不能从中央动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认为干这件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检验公安队伍,不能这么讲,因为动机不可揣测。

但是客观上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在这个专项斗争中,扫黑除恶的范围包括公安队伍自身内部的黑恶势力,很多地方的“保护伞”已经抓了好多个,典型的如湖南,一个黑社会大佬被抓,好几个作为“保护伞”的公安局长都揪出来了,所以检验公安队伍的忠诚担当是有效果的。

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很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地方官员,所以“扫黑除恶”也是一次政治性的行动,和一般性的司法、刑事性的行为不太一样。中央也在讲,要把“扫黑除恶”纳入到法制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扫黑除恶是一次发现执政队伍内部问题的行动,一旦发现了还是要通过刑事侦查、刑事审判的法制程序来,我认为中央在这方面还是清醒的,整个专项行动是统一协调的。

多维:这就又说到了习近平在公安改革会议的讲话中将公安的“革命性”放在首位,这个“革命性”不是空话套话,而是包含有公安队伍需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意涵,外界很少解读至这一层。

樊鹏:对,我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地方公安给黑社会充当保护伞,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刚才说过的公安部门过去在方方面面卷入社会生活太深,队伍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每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能发现一批干部,这是个规律,谁对党忠诚,谁就可以被任用,所以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跟人是有很大关系的,能够在客观上起到检验作用。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