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说起 官方屡提“颜色革命”令理论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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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从会议的出席人员安排、习近平所做的讲话内容来看,中南海对于此次公安大会的重视程度极高,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这次会议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是“统一口径”的简单宣传,普遍缺乏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更意味着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中国政治观察家们的“缺席”,源于他们对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公安系统,公安改革与“第五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围绕相关话题,多维新闻记者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展开对话。本采访分三篇发布,此为第三篇。

樊鹏将中国包括公安改革在内的制度建设的动力源总结为“问题导向”与“政治倒逼”(图源:VCG)

多维:整个中国范围内从2018年年初持续至今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受到中国国内与国外的关注,舆论对“扫黑除恶”最大的担心,是会不会又沦为形式主义。

樊鹏:中国制度建设的逻辑,从政治学上讲,跟欧美不是特别一样。中国的制度建设不是一个行政概念,不是逐渐优化、与社会进行合作的概念。它不是像公司一样,逐渐提高自己的制度水准。

中国的制度建设我觉得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动力源,一个动力源是“焦点事件”,重大事故一发生,底下就会检查、反省,进而推动机构调整。比如说中国新成立不久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就是因为几年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退伍军人上访、退伍军人游行的事,中央就此进行调整,这是保证制度建设丰富活跃性的重要来源。

中国另一个制度建设的动力源,它实际上是政治性的。这两个动力源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不是搞一个大的运动,换几个人(官员)就完事了,这个过程中往往跟制度建设是捆绑起来的。

举个例子,中纪委推出的中央巡视,巡视是政治性的,看的是对党忠不忠诚,有没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领导之类。但是政治巡视进行完后会集中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在巡视工作报告中报给中共中央,拿到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去讨论,中央会做出批示,批示会送至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深改组再把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叫来,让他们集中给出意见来对相应问题推动改善。

这些问题本来是政治性问题,一旦到了部门层面就会责任落实到人,以前的机制有风险,现在新建一个制度或者新引入一个什么机制。所以你会看到,中纪委派出的巡视组就在地方待了两个月,走了之后各种制度就建起来了。当然(新出台的制度当中)有一些会不合理,会管的特别死,那没关系,可以继续调整,最主要的是回望过去这几年,大的改革方向都没问题,会发现还是比过去规范化了很多。

这个制度建设原自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只有人治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和行为规制。原来毛主席的时代,撒出去几个公安员管两个县没什么问题,当时也没有什么制度,就是要求你对群众负责,工作方法就是什么事都起来调动群众。现在不可能仍然只靠人治,就要建立制度,信访制度、登记注册制度、备案制度之类都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在我的理解,比如说像扫黑除恶这个东西,一阵风过去一定是多几个制度,这个逻辑同西方政治学有点不太一样的。

多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制度建设是由问题导向与政治性“双涡轮驱动”。

樊鹏:对,它是问题导向,因为中央急着解决具体问题,它有执政压力,因为中共执政主要的基础是民心,得有合法性。合法性在哪里?就是要解决问题,而且不存在推给下一届政府的缓冲空间,没有下一届政府,中共长期执政。那怎么弄?短期内就要用运动战或者政治性的方式解决,巡视就是这样,我没有那个时间等着你慢慢解决,集中发现问题。

当然在推动巡视或者在推动扫黑除恶过程中夹杂了其他的考虑,比如你刚刚说的它可能有发现公安队伍内部问题的考量,包括可能也夹杂着为整支公安队伍发现一批新人的考虑,也会跟反腐败斗争相配合,应该说这些都有。但是这个问题的底线是,这个事能够给群众解决一批问题,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些正面效应,这是底线。

说的难听点,这个事可以夹杂着政治目标,但是不能胡来。我觉得这是中共它在过去这些年折腾出这么多事还能保持稳定的原因所在,这些事大多是政治性的,例如中央加强权力也好,保持集中统一也好,但是它不是纯政治性,不是纯作秀,老百姓在这些过程中确确实实获得稳定,有它的问题导向,等于是“问题导向+政治倒逼”,二者相互捆绑,不能割裂开看。

习近平时代各领域改革所遵循的“问题导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了问题再解决,而是人的意识、思想、能力等跟不上大局的发展,不符合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所以必须改革(图源:VCG)

多维:然而一提到“问题导向”,总会令人担心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似乎与你之前提到的制度设计上全局性、联动性有潜在的冲突。

樊鹏:其实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后,改革的统筹性挺强的,中国目前的体制特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个领域,包括公安,都出了顶层改革方案,都在未雨绸缪,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搞改革,这是一种形势使然。

至于这里所说的问题导向,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有事动一动,没事就不动”,那是分权时代的,现在的问题导向,是中央认为你跟不上形势,解决不了现存的与可能存在的问题,你跟不上这个大局,跟不上需要,你掌握的“工具”不符合中央定义的任务,是这个“问题”,不是出事以后的问题。

多维:是来自领导层看到的“先验性”问题。

樊鹏:非常对。统战系统为什么要改?中央先是先出台统战工作条例,其中体现出中央定义的统战任务有变化,中央讲的是“大统战”,但是原来的制度还是“小统战”的制度,这儿一块那儿一块,不符合对统战的新定义,所以要改革。公安改革的“问题导向+政治倒逼”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多维:有分析认为,公安系统作为执政党的“刀把子”,改革动作推开之后,中共中央下一个要着手的就是“笔杆子”宣传系统的改革了。

樊鹏:如果将来有宣传系统的改革,逻辑与方法路径也都是一样,不是说宣传工作上出了什么事才“动手”,而是说你现在能力不行,内部机制不健全,统一不到中央的部署上来,所以要改革。

多维:另有一个颇受舆论关注的话题是,从去年开始,整个中国公安系统,包括公安部长的讲话里面,会时不时出现一个比较扎眼的词:“颜色革命”。为什么公安系统会多次提及“颜色革命”?

樊鹏:这个词首先出现不是来自中国公安部长,最早是习总书记2014年1月在中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的,之后陈一新2018年3月调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后,在中央政法委机关2018年第二季度工作推动会上又一次提及,然后公安部各级领导讲话中才开始出现相关内容,公安部等于是贯彻一下。

这个事情我觉得跟公安部门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这个事讲的是政治安全,因为习总书记讲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安全是保发展、保稳定的核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纲要。

为什么突然冒出防范“颜色革命”这个事?缘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包括理论界也都有同样的疑问。

多维:从常识的角度看,越是强调什么,可能就越面临相应的风险。

樊鹏:但是我们外界没看到,感觉并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是说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那些左翼学生的事,它上升不到“颜色革命”的程度,就是几个小孩在那儿“闹”。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也提不到“颜色革命”那个层面,与制度安全无关。

多维:其实“制度安全”这个词中国官媒宣传的很少,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如此胶着,美国做出一副一定要让遏制住中国的发展、一定要让中国的政治制度向西方看齐的姿态,中国完全可以说美国的做法危害到了中国的“制度安全”。

樊鹏:对,制度安全这个词比较少说,现在各种领域包括金融、互联网核心就是制度安全,中国现有的制度罩不住这些问题,效率跟不上,效能跟不上,方式、手段都跟不上。我觉得公安的改革方案也有这个考虑在里面,强化公安制度对公共安全保障,加强为稳定发展大局而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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