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自由主义】沦为普通民运人士的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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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以来,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沉寂,自由主义逐渐流行于世,成为主导世界的思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尊重人权,确实推动了世界的巨大变革,乃至世界上很多人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两岸三地许多自由派,常年以来崇尚自由主义,以为历史只有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才是正途。一些自由派更是将美国视作自由主义的灯塔和圣殿,认为美国充满道德光环,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守卫者,主张一切向美国看齐,甚至少数激进者,还提出全盘美国化。

然而,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和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困惑,一些自由派更是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偶像——美国感到迷茫。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在美国民主陷入撕裂危机的民粹浪潮中上台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普世主义,反而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圣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玩法,更是颠覆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和失望。

在这个关口,为了理性认识自由主义,多维新闻梳理两岸三地百年来十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十问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以飨读者。第五篇以久居美国的知名民运人士胡平为切入点,探讨自由主义。

“十问自由主义”系列之一:胡适思想的空中楼阁 “十问自由主义”系列之二:陈序经全盘西化被历史证伪 “十问自由主义”系列之三:被李泽厚忽略的中国现实 “十问自由主义”系列之四:褪去自由主义者外衣的李敖

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大多有一种“时光静止”的通病(图源:Reuters)

所有对自由主义心存好感的人,在美国——长久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灯塔”的国度——出现“政治发烧”症状、为了“美国第一”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恐怕都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的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以胡平为代表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而言,恐怕更是别有一番复杂滋味在心头。

溯源自由主义的概念,围绕着作为核心政治价值的“自由”,它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如果说上述主张基本更多出于“经济本能”,近半个世纪以来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又拓展了更多的意识形态高地,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富裕阶层更多税赋以提供人们更多的社会福利,认为创造更为平等和公平均富的社会才能实现自由。而上述两派的基本面正好构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左右两派。

出于历史原因,“灯塔”政治光谱两端的光线同时成了中国民运人士的养料。经过1949年之后30年的探索,中国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被证明无法解决经济发展失速的问题(事实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证明了),有步骤的开放市场、允许私有制存在、引入自由竞争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也让中国的自由派在经济制度改革中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的自由派又以美国左派为对标对象,经济上站对位置的同时,反手又将道义上的“先进优势”揽入怀中。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写出《论言论自由》的胡平,成了自由派中的先行者,以及被后来嬗变为民运人士的团体视为“导师”。

如果单看《论言论自由》,胡平与“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并不同路,他更像是一个从学理出发的学者,通篇的讨论其实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当年“西单民主墙”那一拨民运人士当中,相比“改革从经济开始”的主张,胡平或许是激进的,他明确提出保障言论自由是中国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随着“六四”之后中国民运人士转移到海外,胡平则成为更为激进的一派所批评的对象,他“广场集会应该见好就收,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形成良性互动”的温和主张,成了“斗争不彻底”的标识,甚至《论言论自由》中“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也被一些民运人士当成“思想不深刻”。这是胡平身上与其他流亡民运人士不一样的可贵特质,这种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自由主义的应然内核。

但随着时间推移,久居美国的胡平尽管一直活跃在媒体与社交媒体上,但他逐渐也和所有的海外民运人士一样,得了“时光静止”的通病——对中国大陆的观感和分析,永远停留在了1989。其对中国前途的思索,也越发让位于对中共的敌视。

在他后期的观点中,中共是一个武力夺权后“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对任何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予以无情的专政”的政权。改革开放则是“大梦初醒”后的改弦更张,“重建资本主义”,即便中共“厚着脸皮不下台”,也应该开放“自由民主”,否则中国会是整个世界的灾难。

这种熟悉的“民运论调”,驾轻就熟的二元对立思维,只不过是一度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崩溃论”的变奏版本。在胡平看来,只要中国没有实现“自由民主”——更准确的说,是没有实现“灯塔”式的自由民主,没有以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意识形态准绳,中国的一切现代化成就都不足道也。

特朗普切断了美国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图源:AP)

似乎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那里,中国让7亿人口脱贫,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9.5%的经济高增长,门类齐全的产业链,都是房间里可以忽视的“大象”。更深一步说,哪怕是“不能将中国共产党简单的当作多党制中的‘党派’作为立论基础”等相对轻量级的学术探寻,也从来不在胡平等人的讨论范围内。

事实上,即便在最富有学术精神的《论言论自由》的长文当中,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的危险与唯意识形态论的隐患,已经显露出了某种雏形。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中非常注重“言论”与“行动”的区别,试图将言论自由置于一个“安全”的境地,但他将言论自由当作改革支点,作为中国前进道路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行动”。

更典型的是,胡平在文中对于“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的批判,其实与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异曲同工,只看到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缺失的自由、法治和人权,“却也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一面,它的本土文化特点和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

可即便已成“井底之蛙”,海外民运人士并没有太强的危机感,毕竟过去30年间“自由主义灯塔国”在全球处于全面领先,胡平等人兜售的东西依然有人买账。可当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一切政策离不开“美国第一”,甚至“把一直掩饰美国的遮羞布彻底扯下来”,美国似乎与自由主义之间失去了通讯信号,中国的自由派们,尤其是海外民运人士,开始体会到了自身所处位置的尴尬。

美国撕掉的遮羞布,是美国一直高调宣传自己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国家”。它毫不留情的批判那些在其眼中“非市场经济体”,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政策横加指责,硬把当前世界经济困难归咎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合规的商业行为,然后出台各种制裁或惩罚措施。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对邻国放话,“如果不能阻止非法移民北上,就对你们所有商品加征25%关税”,除了转嫁危机、推卸责任,还能有什么解释?

挥舞“非市场经济体”的大棒横扫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伙伴,将自由主义重视的自由贸易弃之不顾,此等行事方式也就难怪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不约而同的表示:美国才是真正的“非市场经济体”。它的所作所为,与市场规律和市场准则毫无关系,基本上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国家”特点,而成为一个专横、霸道、冷酷的“霸凌市场经济体”。

美国已经没有资格和其它努力遵循市场规律行事的多数国家讨论“市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今天的美国失去了原有的自信和自由竞争的能力,不得不借助于“非市场功能”解决市场本身可以解决的矛盾。美国与世界多数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至于自由派们最最重视的意识形态层面,看看特朗普的表现吧,他连政治正确都不在乎,又怎么会关心“白左”那一套?只要能“修墙”、能收更多的关税,人权云云完全不在他的感知范围内。

如果胡平继续躺在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之中,可以预料他将和王丹、柴玲、吾尔开西之流没有区别,将自己封存在“时光静止”的水晶球中——或者说,把当今美国发生的一切当作一层玻璃,继续假装看不见自己所处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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