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迟到一年的习思想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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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思想被确立定位到如今落地,先急而后缓,原因令人遐想(图源:多维记者/摄)

最新一期中共理论机关刊物《求是》再度刊发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2019年迄今,《求是》发行12期,期期可见其封面文章,政治信号意义已然分外明确。在观察人士看来,2019年将是习近平“思想”在中共党内的落地之年。

事实上,早在6月9日,新华社即曾披露中共中央已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党组)要以“习思想”武装头脑,并结合6月份启动的新一轮党内整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按照中共党内传统,这一要求应属于例行动作。问题的蹊跷之处不在于此,而在于纵贯江泽民、胡锦涛两任领导人的思想理论“大成”,“习思想”的落地却无缘无故地整整推迟了一年之久。为什么这么说呢?

2003年6月8日,新华社披露消息称,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彼时,“三个代表”刚刚于之前一年(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被写入党章。同样道理,十年之后,2013年10月23日,新华社亦宣布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的通知,在此之前一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的理论遗产也刚刚被写入中共党章。

同理,“习思想”已于2017年中共十九大期间写入党章,原本应于次年(2018年)夏秋时依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所谓“学习纲要”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印发通知,结果这份通知一直推迟到今天才印发。

当然,考虑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之时,均是中共换届之年,即两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结束两届任期卸任之时,而“习思想”地位确立的时间正值习近平结束第一届任期之时,实际上远远早于前两者5年的时间。

这在颇为讲究“潜规则”的中共党史上,显得不同寻常。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种猜测,中共于十九大将“习思想”写入党章,彼时固然有树立习近平绝对权威的必要性,而且之前已有所铺垫,但当真成为现实时,仍然令外界感到些许意外,毕竟这相较于江、胡已大幅提早了5年之久。

而且,事实上习近平在第一届任期内将主要精力置于打击腐败、整顿党内风纪,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政经改革则开场并不多,“实践经验”总结之说是比较勉强的。2018年3月份中国“两会”修宪,“习思想”甚至追上科学发展观入宪法的脚步,同时被写入宪法修订案。这更印证“习思想”确立地位的时间紧促。

但是,反过来讲,习近平5年间动用铁腕手段的确触碰了不少“硬骨头”,遇到了不少阻力,甚至令其一度感到风险逼近,所以收紧党内紧箍咒、力推“习思想”树立个人权威应该说是本能选择。

只是,抛出一个“名词”固然较为容易,而如何令其衍生为一套完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指导思想却要非要耗费更长时间慢慢充实不可。

第二种猜想则指向特定的偶发因素,但并无确凿的证据可以佐证。

纵贯2018年,按照“两会”以及稍早前确立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修宪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内容,中国几乎是在一年之内完成近年力度最大的一次党政机器改革。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的舆论热议。

而随后不久,以中兴事件为前奏,中美之间又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贸易谈判,而整个国民经济和市场信心都受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牵制了中共不少精力,一些改革计划的节奏受到扰动也在所难免。

今年6月份正值中美贸易战效应衰退之际,但正是在此难分胜负的僵持阶段,受到美国极限施压、中美经济脱钩预期影响的“不同声音”再度活跃,甚至由中共党内发出。

与之并行,从2019年年初开始,《求是》连续刊文已经透露了“习思想”落地的积极信号,而随之6月份开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整风运动,也可能顺势检讨中共内部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求是》最新一期(12期)披露习近平在6次会议中有关“文化自信”的讲话,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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