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汪洋正在内外下统战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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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9日,中国政协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中非友好小组”的单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了该小组成立大会,并表示其是中国政协第一个对外友好小组,“在人民政协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中国政协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国家级机构。不过,政协系统与其领导人的实际职责并不局限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方面,在政治治理层面亦有相当的权重。

中国政协主席承担着非常多样的工作职责(图源:新华社)

以“中非友好小组”的定性来看,中国政协由此开始在外交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个新动向

由中国政协内部组建的“中非友好小组”料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补充。汪洋在出席该小组成立大会时就曾对其作出指示称,“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对非工作战略方针”,“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中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在主持会议时解释了作出这一部署的原因——“发挥全国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交往广泛等优势”。

再由汪洋所说的这一小组是“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全国政协第一个对外友好小组”来看,今后政协系统还将成立更多的“友好小组”。其在中国外交领域的角色,也将因此越发吃重。

进一步涉足外交领域,是本届政协的三个新动向之一。

第二个动向是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推行治理新政,这主要是通过统战系统来实现。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宗教事务局,对民族和宗教方面一系列新的治理政策,也在此后得以迅速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统战部部长尤权至今没有兼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之职。尤权的前任孙春兰在2014年12月接替“落马”的令计划时,未曾进入政协曾被认为只是时间问题。如今看来,孙春兰与尤权都没有如前任那般进入政协,应该是中共党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这也比较符合加强中共“党的领导”的政改主题。

不过,统战的职责与政协始终有所重合。现任统战部副部长巴特尔同时兼任中国政协副主席。2019年5月首次召开的“省部级干部民族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是由尤权作为职务最高的官员出席开班式。之后,汪洋与参加该研讨班的学员座谈,尤权也在列。汪洋当时提出的许多指示性政策,成为地方统战系统的学习内容。

目前看来,统战与政协方面的关系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具体是怎样的形式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第三个动向是台湾议题吃重,新疆问题压力稍减。2019年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五点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两岸统一的方向与原则,也加速了统一的进程。例如,习近平倡议的“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加持的中国政协主席的实际权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宁夏5个有民族自治区之名的省级地区的治理承担着相当的责任,以及负责推进台湾海峡两岸统一方面的相关工作。

习近平提出对台“五点主张”之后,台湾方面的工作亦将加速进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相关事项包括:5月13日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了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此会一度引起台湾政界的警惕;5月29日,汪洋接见了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团队,坦承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上的认识,引发外界强烈关注;6月16日,汪洋出席了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大篇幅谈及“两岸统一”,尤其强调“和平统一”。

与此同时,新疆问题的紧迫性似乎有所减缓。陈全国在2016年8月就任新疆党委书记强力推行治疆新政策,新疆目前已经连续30个月没有发生恐袭事件。就反恐方面来说,确实遏制住了恐怖主义的势头。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协的角色有所强化(图源:新华社)

汪洋在2018年4月和2019年3月两次在当年中国“两会”后不久便赶赴新疆调研,可见对新疆问题的重视。而其在新疆的表态似乎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中央既定政策的宣示,二是对新疆治理效果的肯定。例如,汪洋当时表示,“研究如何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常态化,进一步巩固取得的成果”。

行程匆忙的汪洋

根据中国官方的公开信息,汪洋在5月20日至6月20日一个月内可以单独列项的公开议程,便有15个。其中包括5个政协内部议程(中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政协与有关党派中央等方面的座谈协商、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双周协商会、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3个地方调研(四川、山西、福建),3个外交会见(古巴、埃及、北马其顿的议长或外长),2个台湾方面行动(接见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出席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1个香港方面的行动(会见香港中华总商会访京团),以及见证“中非友好小组”的成立。

由汪洋在这段时间里的密集议程来看,中国政协可能并非很多人所认为的“政治花瓶”那么简单。或者说,政协系统,尤其是中央层面的中国政协正在中国的政治版图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共十八大后,加强中共“党的领导”成为中国政治演进的主调。位于中共党政系统相对外围区域的政协的“协商民主”功能,存在着长袖善舞的特殊优势,能够对中共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构成中和、补充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2014年9月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曾表示,“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并曾引用过毛泽东的话“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不久前的6月13日至14日调研黑龙江时,考察了新政协筹备会旧址。“新政协筹备会”是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1948年11月,中共代表与赞成中共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共同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这也是如今中国政协的源头。

在过去近70年时间里,中国政协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也可见这一机构的政治角色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更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中共高层看待自身政治制度的历史性视角,以及对政协的“注意”。由此来看,政协出现上述新动向其实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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