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习治国团队中 王沪宁刘鹤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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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王沪宁,还是刘鹤,是中国文人“为帝王师”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官场的具体体现,作为观察者,我们只能进行客观解读,很难做出优劣的评价,因为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现代与封建夹杂的文化中前进。只是对于“智囊”而言,他们的政治生涯,可以“始于智囊”,但不应“止于智囊”,而是应该用更加有魄力的政治担当,转身成为一名超过多数传统中共官员的“技术官僚”、“决策者”乃至“政治家”,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中国发展注入“现代化之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进行他的日本之行,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其他19个经济体领导人见面。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此次G20峰会也成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个人的舞台。

镁光灯下,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习近平,在处理内政外交诸多事务时,实则背后站着一个庞大的智囊和执行团队。如同特朗普此前表示自己手下有“鹰牌”、“鸽派”两派团队给自己提供政策参考。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有着一支强大的团队为其治国理政提供帮助。其中刘鹤和王沪宁仍然是最不可或缺的两个人。

“因事用人”的选择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领导者倾向于“因事用人”,今天摆在习近平面前迫在眉睫的事务有哪些?尽管中国官方的舆论热衷用“四个伟大”、“四个赤字”、“改革”一类的“虚词”来总结,但真正“落地”、摆在眼前的难关大概梳理有三,中美关系,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

这三项“任务”或者说“挑战”相互独立又互相有关联,例如内部经济发展可以让中国在贸易战中有底气“正面硬刚”美国,也可以让意识形态的讨论不被扩大化,继续“隐藏”在告诉的经济发展速度之下。而这三项事务,就是刘鹤、王沪宁以及李克强所率领的政府团队分别负责的。

首先,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习近平所有政治使命的“关键”和“根本”,目前正在由李克强团队积极推进,包括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当刘鹤应对中美贸易战,王沪宁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韩正负责香港事务,赵乐际仍然在推动中共党内反腐之时,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显然是那一根定海神针。相比李克强、胡春华等人地方大员出身不同,刘鹤和王沪宁,无论在于习近平本人的关系,还是他们从智囊到官僚,再到决策者的身份转换,以及过去几年中国时局“势易”的情况,都需要持续观察与关注。

刘鹤的角色:“最信任的人”的身份从未改变

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后,刘鹤一度饱受质疑。很多海外舆论,以及中国国内的左派,将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刘鹤团队缺乏贸易谈判专业知识和经验。如《纽约时报》网站6月12日刊发的一篇文章即指,“双方的谈判人士都表示,中国政府的谈判团队在重大贸易问题上缺乏专业知识”。

对此,多维新闻此前曾在《中美谈判短期重启或无望 关于刘鹤的传言应被打破》、《重新认识刘鹤在中国政坛的角色》等文章中分析,作为一个技术性团队,中国高层从未否认刘鹤团队的积极努力和贡献。

即使在今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趋于“破裂”之后,刘鹤也曾出现在两个重要场合,其中之一便是5月20日至22日陪同习近平南下。在这次至关重要的南下之旅中,习近平造访了中国稀土重地金力永磁, 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准备按下“稀土战”按钮的象征。画面显示,刘鹤一直与中办主任丁薛祥、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跟随在习近平身后,其意义不言自明。6月末刘鹤更是跟随习近平访日参加G20峰会,直接面对特朗普。

以上都证明,直至今天,在习近平的心目中,刘鹤仍然是那个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人”,也是其智囊团队中的核心角色。如果说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能够有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刘鹤将最终完成从“智囊”到“技术官僚”的转身,至于能否完成如朱镕基般“政治家”的最后一步,或许也是让外界充满了想象。

刘鹤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改革派,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在经济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关注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但同时,刘鹤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近年来其思想越来越开放包容,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谙中国国情,懂得改革需要内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视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就业和社会问题,注重制度设计和安排,务实推动渐进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场派,重视企业家精神,注重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他也是坚定的改革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渐进式改革;对于城市化,他认为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强调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选择,强调推动信息化发展,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提倡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应对金融危机:他认为应该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准备,强调外部危机通过出口和资讯渠道对中国经济两大循环的冲击。反对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做法,重视财政纪律,注重将短期的政策和长期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怎样通过改革的举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刘鹤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

王沪宁:低调隐身 却从未“消失”

相比政治局中的其他同僚,王沪宁可能是最低调的一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沪宁的“消失”。

如同对刘鹤的质疑一样,因为王沪宁的低调,一些声音一度质疑他本人在政坛的地位与角色。例如,6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新华社报道,陪同习出访的中共大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而王沪宁此前曾在金正恩4次访华期间,都成为登场要角,全程接送陪同金正恩。但是此次却没有随习近平出行,引起了不少联想。

此外,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宣传部门的一些做法,也引发了批评。中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叶胜舟6月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文,点名批评中宣部的宣传有四大败笔,分别是:

一、太多。中共官媒近月先后有9论“可以休矣”、9论“必将失败”、5篇“解构美式霸凌”系列、10篇“很不”系列、至少15篇“国际锐评”等,都是立场姿态的堆积或重复,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阅读体验都边际效益递减,地球上坚持全部看完的有几人?

二、太硬。官媒自称“檄文”、“全面驳斥”、“酣畅淋漓”、反覆强调中方都正确、美国都错误,如此生硬粗糙、霸气外露,传播效果会怎样?

三、太重。中共官方调动三大央媒齐上阵,如此长时间的纠缠,有失所谓的“大国”风范。

四、太老。选题、策划、体裁、文风等,都是老一套。让人想起中苏论战时的“九论”,而“九论”组织者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承认“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文章说,如今是新媒体时代,惜时、惜字如金,受众选择余地很大。任何国内外大事,连续三评足矣,别再搞什么五论九评了。

质疑声音背后,难道这些真的意味着王沪宁在“国师”的地位已经消失了吗?

请注意一则信息,北京时间5月31日,中共七常委集体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该会议是落实中共政治局会议在5月13日作出的自上而下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决定。会上,中共七常委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汪洋、赵乐际、韩正端坐在主席台。 官方报道显示,这次活动还成立最高级别的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由王沪宁担任。

这个由中共政治局领导的主题教育活动,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党建活动,而是力求中共官场上下一心,以应对时局。

更直接的说,在中美贸易战摩擦继续,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香港、台湾问题不断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是中国必须要守住的“主战场”。

习近平在上任后一直强调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而这种“安全”的保证,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识形态不放松”也是重中之重。这也就可以解释习近平历次在宣传会议、教育会议、媒体会议中讲的那些高度强调“意识形态”言辞的原因。

刘鹤,王沪宁,作为习近平最信任的“智囊”,都在2017年之后完成转身,成为技术官僚或者决策者,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中“守土有责”。这源于中国政治现实客观需要,他们已经是这个体系中能够选拔出来综合实力最杰出的“精英”。更得益于习近平的信任。而这份信任,直至今天都仍然坚定。

无论是王沪宁,还是刘鹤,是中国文人“为帝王师”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官场的具体体现,作为观察者,我们只能进行客观解读,很难做出优劣的评价,因为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现代与封建夹杂的文化中前进。只是对于“智囊”而言,他们的政治生涯,可以“始于智囊”,但不应“止于智囊”,而是应该用更加有魄力的政治担当,转身成为一名超过多数传统中共官员的“技术官僚”、“决策者”乃至“政治家”,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中国发展注入“现代化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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