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30】噪反青春:两岸三地独立音乐的未来


台湾第30届金曲奖落幕,得奖者包括饶舌乐(最佳男歌手Leo王)、嘻哈(最佳新人ØZI)、爵士乐(最佳台语专辑《西部》)、重金属(最佳乐团闪灵)等等,类型多元新颖,印证了评审团主委陈珊妮的评语:“只有想像力和实践才能带我们继续探索未知的未来,而我们正在流行音乐里重新定义自己。”音乐界非主流与主流、独立与大众音乐的界线渐渐模糊,流行音乐被重新定义。

“独立音乐”(independent music)常缩写成“Indie”(硬地音乐),相较于主流音乐多由大厂统筹制作,独立音乐多由独立厂牌与樂团自行制销,不同于大型唱片、经纪公司,独立音乐人能做想做的音乐不受桎梏、拥有多元的主张、跳脱传统商业行为框架。对于追求个性化,反叛的青春灵魂来说,独立音乐是安抚青年焦虑不可或缺的调剂。

而随着线上音乐串流、影音平台的盛行,电视、广播等传统宣传手法不再具有优势,一段用手机录制的低成本影片也有暴红的可能,独立音乐有更多曝光机会,多元管道宣传,独立音乐的操作也更为灵活,且不再与主流音乐全然切割。以千禧世代为主受众,两岸三地的独立音乐、地下乐团蓬勃发展,面对不同变革挑战。

获得30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闪灵是以黑金属地下乐团起家,经营多年后成功打入主流市场(多维记者:袁恺勋/摄)

香港:房租高涨 展演空间经营不易

香港早期曾为英国殖民地,受到欧美文化影响较深,在两岸三地中独立音乐发展历史最长。 1970年代起,便开始出现独立乐团,80、90年代出现的独立乐团如Beyond、达明一派和太极乐队,后来甚至进入主流观众视线。

但到了近十年,香港独立音乐发展进入疲态,其中原因除了90年代四大天王等巨星的成功模式,使得唱片公司更加重视行销与包装偶像明星,忽略音乐的独立创作,能够符合观众需求的音乐作品越来越少。

另外,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间接打压独立音乐生存空间。香港工业北移后,观塘、大角咀、葵芳等地出现许多闲置工业大楼,加上与住宅区分隔,没有噪音管制问题,且业主无改建意愿,在土地租金昂贵的香港,自然成为独立乐团聚集的最佳场地。观塘工厦从乐器买卖维修、排练、录音制作到表演场地一应俱全,形成具艺术气息的独立音乐生态圈。

香港寸土寸金,对文创影响大(图源:VCG)

然而2009年,香港政府推出“活化工厦”政策,使得工厦空间的租金大涨,加上空间管制法规,让Live House经营者与音乐人不得不退出工厦。其中位于观塘工厦的Live House“Hidden Agenda”,可视为香港展演空间的缩影。 2009年成立的Hidden Agenda筹办表演经历丰富,早期是国际独立乐团到香港演出的必经之处,因此有香港独立音乐圈的红磡之称。但由于“活化工厦”政策的执行使得租金高涨,也因违反工厦管制而被迫三度搬迁,2017年香港入境处再以英国乐团“TTNG”未合法申请工作签证为由,派遣警方前往直接中断演出,Hidden Agenda因此难以为继,于2017年11月宣告关闭。

尽管香港政府对于展演空间的打击不断,但在支持本土艺术活动方面,也并非毫无作为。 2013年启动西九龙文化区建设,作为大型音乐节如“Clockenflap”与“自由野”的举办场地,尽管这看似对独立音乐发展是好事,但回头看香港乐团名单,具有在五百人以上场地演出实力的乐团如:My Little Airport、触执毛、Supper Moment都已成军十年,这中间能够接棒的新秀却仍寥寥无几,这并不表示香港乐团实力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缺乏数十人、数百人展演场地的磨练,新进乐团根本无法直接空降到上千名观众涌入的大型音乐节演出。

然而培育新乐团的责任本就不该落在这些大型音乐节上面。音乐节的主要目的是让观众进场支持自己喜爱的乐团,以及推动本土与国际乐团之间的交流。因此对于独立乐团而言,从数十人、数百人的展演空间都是需要的,而目前香港政府一方面将资源放在大型音乐节的举办,一方面却无视高涨的租金与繁杂的场地管制,打压本土独立乐团需要的中小型展演空间。

尽管香港独立音乐人本就不认为政府应出力资助独立音乐,以免观众认为这些音乐人“不独立”,但至少不要再继续增加音乐人生存的阻碍,则是香港独立音乐人的共同心声。

台湾:政府盲目补助 忽略建构产业生态

对比香港政府的不作为,台湾政府则像是过度保护的父母,使台湾的独立音乐因“无微不至”的补助政策丧失与市场沟通的能力与空间。台湾文化部对独立音乐发展提供的补助,令其他地区的音乐圈都感到不可思议。台湾文化部透过“影视局”专责处理独立乐团的补助,除了办理“金音奖”直接以官方名义奖励独立音乐人; 出钱补助台湾大型音乐节的举办; 另有针对艺人、乐团、唱片公司、录音室与展演空间提供实报实销的金钱津贴; 保送并资助本土乐团参与国外大型音乐节,尽管这一系列的补助措施看似完善,但对于台湾本土独立音乐的长期发展而言,实在称不上健全。

台湾独立音乐学者简妙如教授2012年就曾发表文章,批判文化部对于音乐产业的补助,使得音乐圈吹起一股“标案风”,真正能够获得资金的不是认真创作的基层音乐人,反而是擅于撰写企划的文化中介商。

但台湾文化部官员未能听取学界建言,2017年政府补助独立音乐更加“变本加厉”。只要曾获金曲、金音奖的新人就能获得300万台币的专辑开发费用;未获奖但具潜力者,也能获得150-250万台币制作专辑。简妙如感叹,那些过去敢于批判政府与社会的独立音乐人,竟会如此甘于吸吮政府奶水,接受政府的吸纳整编。

台湾乐团文化兴盛,图为茄子蛋(多维记者:袁恺勋/摄)

台湾文化部的全面补助,宛如鼓励音乐人“背对市场”创作,种种补助案等于断绝音乐人与听众市场的连结。音乐人无须思索如何与听众产生共鸣,吸引观众不再是乐团需要面对的问题,反正只要会写企划,就能获得政府资助发行专辑与获得演出机会。

尽管文化部在补助大型音乐节、专辑录制与发行行销的数量与金额逐年提升,使台湾音乐圈暂时呈现“百花齐放”之姿,但长期来看,这些补助恐将抹杀台湾独立音乐人的市场谋生技能。台北市音乐创作职业工会总干事彭季康的评论一针见血:“那个东西(补助政策)就是插管,只是让它不死。“政府的职责应是维持音乐产业的健全,而非盲目大砸银弹把自己当成唱片公司,盼望这次投资发行的乐团会成为下一个五月天。

对比香港乐团找不到表演空间,台湾政府近年亦释出许多空间辅导Live House经营,台湾展演空间甚至多到出现找不到乐团表演的窘境。此外本应容纳多元曲风的Live House却因票房考量,只愿意请「老面孔”到场演出,老团一面重复申请政府补助,一面又从展演空间中获取票房收入,导致老团营养过剩,新团却营养不良。难有新活水注入音乐圈。大者恒大的现象破坏了独立音乐生态,导致音乐走向单一,间接扼杀了许多新秀崛起的机会。

中国大陆:大型音乐节与Live House之间的竞合关系

中国大陆因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快速,人们对艺文活动的需求提升,近年来不论是展演空间或是大型音乐节,增加数量都相当可观。此外,在独立音乐人才方面,中港台皆缺乏接棒中生代乐团的新秀。但熟悉两岸独立音乐的街声(StreetVoice)音乐串流平台总监小树观察,一般能在中国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出线的乐团,大多已经从茫茫人海中经历过一番奋斗,歌唱技巧等基本工夫较为扎实,比起相对容易获得上台机会的台湾乐团,现场演出实力更佳。

而根据《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资料显示,2016年到今年是中国大陆中小型演出场地发展最快的三年,尤以2017年,小型演唱会及Live house等小型场馆爆炸式成长,现场音乐演出场次大幅提升,即使中国大陆独立音乐发展在两岸三地历史最短, Live House票房却在短短数年内,就达到足以撼动整个音乐产业的程度,背后原因是消费结构的改变。由于80、90后的年轻人重视音乐现场的体验,2017年Live House票房涨幅高达51%,票房1.25亿元,是Live House票房史上首次破亿。

近十年来随着“草莓”与“迷笛”音乐节,中国大陆各城市掀起一阵音乐节热潮,大量资金的涌入,以“节日”作为音乐节的行销手法,吸引原本非独立乐迷的观众购票进场。而大型音乐节为了票房,总会请来好几组知名乐团撑场,同样的票价能够让消费者在一两天内看到数十个乐团。此举看似能够扩展音乐演出产业的经济规模,然而忽视基本文化鉴赏能力的“消费者开发”,无法真正将这批消费者带入独立音乐的世界,只能培养出跟着大家尖叫狂欢,却未能奠定自身音乐品味的“一日乐迷“。这些被养大胃口的消费者当中,有多少人会成为真正的乐迷,愿意花钱进入Live House,只为了看一组乐团两小时的演出这部分仍是存疑的。

大陆独立音乐具有市场,图为杭州音乐酒吧(图源:VCG)

另一方面,对乐团而言,一场音乐节就能在上千名观众面前曝光,比起Live House顶多数百名观众,多会选择前者,较知名的独立乐团只需投入音乐节演出,没有多余心力放在Live House的巡演上。音乐节对Live House亦造成负面影响。由于音乐节总会邀请国外乐团担任压轴,这些国外乐团对舞台设备要求严格,使得厂商被迫花钱提升设备,而具备音乐节演出经验的本土乐团,为了维护表演品质,自然也会选择设备较佳的Live House演出。而Live House经营者为邀约知名乐团到场演出,也只好提升硬体设备,使经营Live House不再只是提供场地跟酒水,而成为一场较量口袋深度的竞合。

因此能留下来的只剩下资金够多的专业展演场地,剩下的中小型场地要不是改建成舞厅,就只能结束经营。表演场地的单一化,对乐团而言,健康的展演生是丧失从数十人的场地磨练再到百人的大型表演这样的健康展演生态;而对乐迷而言,则少了到氛围轻松的咖啡店或小酒吧听音乐的那股随兴。

独立与流行界线趋于模糊 成为“新主流”

中港台三地独立音乐各面对不同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独立音乐从被认为是集结怪咖与小众,到近年反而有成为“主流”的趋势,就像台湾知名文化人张铁志所言,“独立和主流是两种‘理念型’(ideal type),或者说是光谱的两端,中间是一个连续体;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两端的中间,例如不太可能独立到完全不考虑市场,或者所谓主流中也有很多人或者追求某种诚实或愿意尝试新的实验。”

亦即,目前的时代氛围之下,“主流”与“独立”音乐两者实为互相影响、互为表里;流行音乐与独立音乐的合作屡见不鲜,这是时代的趋势,也是音乐融合的象征。不过,当小众的独立音乐逐渐与主流音乐市场融合后,面临的是生命力的问题。如何有机地串连起两岸三地、华人世界、甚至亚洲乃至全球的独立音乐界,形成新的产业链,进而走向真正繁荣,将会是独立音乐未来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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