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光辉的前夕 南北朝“服妖”竟成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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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陆热播的网络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剧中建筑、衣饰皆呈现盛唐京师长安城的繁荣气象,唐代贵族仕女身穿男装、街上随处可见的胡风服饰等,在在体现了唐朝是一个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强盛王朝。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色,总是离不开其服饰,但是唐代服饰的开放多元,并非一日可蹴,而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冲突与对立,慢慢消化吸收融合而成。

图为北齐太尉、武安王徐显秀(502─571年)墓室壁画,证明当时服饰呈现胡汉交融的风格(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儒家礼仪与“服妖”

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在现代自由开放的社会,爱穿什么、想穿什么都属于个人自由,但身上的衣着除了表现时尚品味外,也反映其消费水平与社会地位。如何搭配衣服虽然是个人的选择,但其背后都有着社会文化根源,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以服为制的实例。其中民族服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在标志,除了有强化内部认同的作用外,还能区别于其他民族。中国历史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漫长的族群对立与冲突,自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后晋室南渡,民族间的冲突与敌意不断上升,胡汉双方的排斥也体现在服饰上,在《晋书》与《宋书》的《五行志》皆有记载皇帝百姓沉迷胡服,被史家视为会导致亡国的“服妖"。

“服妖"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成书于东汉和南朝刘宋的《汉书》、《后汉书》均有记载,不过并不是将其收录在与服饰相关的《礼乐志》或《舆服志》,而是专收在记载五行灾异的《五行志》中。班固总结所谓的“服妖”,即“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此后“服妖”常见于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由于儒家对服饰自有一套严谨的宗法观念与规定,且服饰为“外束其形,内总其德",是 “礼"的具体呈现。因此,若是人们没有依照自身的社会地位、名份,遵循礼的规范去选择纹饰、质料,轻者会遭到他人僭越、踰矩及违制的谴责,重者则会被扣上“服妖”的帽子,受人轻视或是被诅咒,若是皇帝天子沉迷奇装异服,更被视为将导致国家灭亡。

自汉代开始出现“服妖”一词,并记载服妖案例,记载魏晋南北朝史实的《晋书》、《宋书》、《南齐书》等正史都有相关记载,虽然这些服妖相关案例故事都有重复引用的情形,但也标示这一現象,是有渗透性与延续性的。

胡汉间的“服妖”现象

特别是在东晋灭亡,胡汉民族各自在北方与南方建立政权。迨“一统天下、天命所归”的大帝国终结之后,北朝、南朝究竟何者才是继承东晋之后的正统政权呢?胡汉之间的服妖现象,实则反映政治上胡汉双方对自身国家正统性的需要。南朝在文化精神上,继承了汉魏礼制、朝仪、服制等制度,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即使南朝在军事实力上逊于北朝,但文化才是正统的根本;而北朝君主亦认为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继承华夏正统的政权,如《洛阳伽蓝记》的编撰者杨衒之,曾在书中强调北魏政权才是华夏正统,成书于北齐的《魏书》,更严厉批评南朝政权“伪僭"、“伪梁",甚至蔑称为“岛夷”。孔子曾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成了文化上区分汉人与胡人的标准,这也是为何在南北朝时期服装会成为服妖议题的中心。

对于导致南北朝政治分裂的永嘉之祸,南朝史书将其原因归咎于服妖。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236-290年,266─290年期间在位)时,其社会风气已是"尚用胡床貊盘,羌煮貊灸",以及“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袴口",胡人惯用器具衣物正在改变汉人的生活习惯。继任者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妇女服装已经"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另外世家大族子弟皆“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同裸)身之饮",尽管有表示不受拘束的意思,但在当时史家看来这些“胡蛮之举”,都是导致永嘉之祸、亡国的远因,并将其详实记载在《五行志》中,光是永嘉之乱相关的服妖事例就有五则之多。

喜用胡物的行为,挑战了传统儒家的礼仪服饰规矩,史家们承袭孔子的“被发左衽"观念,将不合礼制的胡服与服妖画上等号;南朝世家大族子弟们狂放的行为举止,在史家看来这意味着此地将被胡人主掌,才会行胡人之俗。南朝史家执着于永嘉之祸带来的“亡国感”,除了这是让南朝世族沉痛的历史外,也是他们哀其“文化正统”的断层与失落。

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士大夫竞相穿着生笺单衣,以及当时流行胡人的“无颜帢"(不负额的帽子)、妇人流行将发披于额头前,昭示着 “永嘉之后,二帝(晋怀帝、晋愍帝)不反(返),天下愧焉"。哀其人们忘礼与义,放纵情性,导致大祸。可以看到由于国土沦亡,汉人对于任何胡人有关事物都存在着偏见,并哀其传统的消失。

胡汉冲突的民族矛盾,因为战乱被放大、变得更加尖锐,但战争带来的人口迁徙,也让双方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交流契机,大量胡服被运用到汉服之中,给予当时汉人服饰许多不同的变化。换言之,胡服与汉服于魏晋南北朝时已进行一场服饰上的民族融合,不过许多南朝史家们是用一种异己、猎奇的目光来看待这些胡风事物,即便这些胡汉交融的服饰或许在生活上带来许多便利性,却因胡人入主中原的国仇家恨等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厌恶与敌意心理,一时无法接受这些改变。这些心态的描写在《五行志》中亦随处可见。

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服妖,不仅呈现了汉人被迫迁徙到人生地不熟,且当时仍处于潮湿落后的中国南方时,百般不愿与无奈,以及对于胡人的恐惧,把服妖当成政权衰亡的合理解释,而衣饰也成为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来源。当我们欣赏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璀璨光辉之前,不妨先看看胡汉民族初相遇的“黑暗时代",況且所谓的光明或黑暗,往往不过是事物一体之两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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