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至近代 日本图谋西藏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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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论及藏独势力与海外国家的勾结时,一般人当下想到的往往是高喊“人权”或“宗教自由”的欧美官员,殊不知日本对藏独的支持也颇为积极,令达赖喇嘛不时得以前往日本“弘法”或是赴日本国会演说,并得到不少官员的出席致意或主流媒体的大幅报道,热度丝毫不逊于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是,日本对西藏的关注可非近年才有,早在19世纪末,日本官民就积极公开或秘密地进入中国以搜集情报或结交政治高层,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洋埠林立的上海、清室龙兴的东北、再到森严旷远的西藏,几乎都有日本人的踪影。而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日后夺取中国、满足日本扩张的野心。

日本渗透西藏的方式主要有两端,一是以传教、求法为名进入西藏,或化名变装潜入;二是“以藏制华”,煽诱西藏各“活佛”独立,或是吸收藏人为日本服务。当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宗派也采取变革以迎合昂扬的军国精神,以免在神道教的冲击下遭边缘化,于是纷纷派遣僧人往中国传教刺探,并称之为“清国开教”,但实际上清朝从未允许日本可像欧美基督教般在内地布道。而西藏做为佛教重镇,若能掌控的话,日本自忖能得到信仰上的领导权,还能借此笼络蒙古,故对当地文物、民情和宗教源流无不细细搜罗钻研。

隐藏身分、打扮成喇嘛的日本僧侣河口慧海(Naver网)

首开先河的是净土真宗派东本愿寺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年),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但印度与中国的佛教先后衰颓,因此得由日本带头提携中、印,才能对抗基督教的兴起,十足展现日本为上的思维。1873年,小栗栖香顶游历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并在北京雍和宫跟随青海东科尔寺的驻京“活佛”第九世东科呼图克图(1820─1883年)学习藏传佛教,并根据魏源《圣武记》,以及《大清会典》、《元史》等资料写下《喇嘛教沿革》,向日本介绍西藏历史,激发更多人前往西藏一探的企图心。1901年,东京五百罗汉寺的黄檗宗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年),以求经为名先后两次进入拉萨,并隐藏日本人的身分,还成功见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年)。河口慧海回国时带走大批佛经、佛像、佛画、动植物与矿物标本,日后撰就《西藏旅行记》一书,大大增进日本对西藏的了解。

东本愿寺出身的寺本婉雅(1872─1940年)恐怕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牵扯最深的人,他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以日本陆军随军翻译的身分前往北京,趁机盗走两套藏文《大藏经》,翌年又哄赚雍和宫的格鲁派“活佛”阿嘉呼图克图(1871─1909年)面见日本天皇,借以向蒙藏地区宣扬日本国威。接着又接受日本外务省所托,以“西藏蒙古研究生”名义数度潜赴青海、西藏、山西和北京等地活动,最后于1906年成功接触到因英国入侵而出逃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其鼓吹“亲日”或“藏独”思想。在寺本婉雅与日本外务省的暗中安排下,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山西五台山会见西本愿寺的代表大谷尊由,双方达成互派留学生的约定,令日本从此能培养亲日藏人。

日军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1852─1919年)还另托寺本婉雅赠送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支十连发手枪与邀访日本的信函,时任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1864─1924年)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1855─1911年)汇报真正用意:“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邦人入藏,亦可利用本愿寺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尽管稍后日本因担忧引起外交纠纷而打消邀访的念头,但对西藏的图谋仍没消停。至于大谷尊由又是何许人也?乃兄正是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也就是派遣橘瑞超(1890─1968年)探险队攫夺敦煌藏经洞与新疆文物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政治与文化采取的渗透与劫掠是多么有计划和详密。

而寺本婉雅回到日本后,便向日本皇室、外务省、参谋本部讲述入藏经历和西藏的重要性,鼓动日本侵夺西藏。接着西本愿寺僧人青木文教(1886─1956年)也留学拉萨,并写下多本精确描述西藏地理、宗教、语言的调查报告,带给日本军方极有价值的情报。青木文教还积极拉拢达赖喇嘛等西藏高层,为青海、西藏等处的“活佛”安排东渡日本“观光”事宜,并替藏军翻译日本陆军的军事操典。更有甚者,据传青木文教或担任藏军教官的矢岛保治郎(1882─1963年),曾协助设计被今日藏独人士奉为精神象征的“雪山狮子旗”。但若认真细究的话,日本也非真心支持藏独,其只不过是想裂解中国以利侵略罢了,最终目的仍是高举“大东亚共荣圈”之名剥削、殖民统治各民族,绝非真心为渠等实现民族解放。

等到九一八事变侵华脚步趋快后,日本干脆撕开求法传教的假面具,不再经由佛僧转手,直接派遣特务潜入蒙藏边疆煽惑少数民族脱离国民政府统治,以及刺探国军的动向,如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等人便乔装成蒙古人,成功进入西北与西藏。但讽刺的是,除了野元甚藏之外,后两者在刺探途中惊闻日本战败的消息,只能仓皇逃跑,最后干脆转而接受英国的资助搜集情报,接着再取道印度返回日本。此外,根据台湾学者刘学铫的考证,策动外蒙古独立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69─1924年)逝世后,第五世迪鲁瓦呼图克图(1884─1965年)向附随日本的伪军将领李守信(1892─1970年)透露,日本已给他一笔活动费,希望能贿赂达赖承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年)的三子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这更揭破日本意欲渗透和谋取蒙藏的居心。

尽管日本的侵略随着侵华战争战败而重挫,但对中国的“关心”依然没稍减,只是换了副面目,以学术研讨、宗教交流、保障人权的名号行干涉中国主权独立之实,还不时重构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研究,达到解构中国政治统合史观之目的。因此举凡藏独、疆独、台独、港独、甚至罕有人知的“蒙独”,都能在日本的庇护下大肆发展与宣传,尤其是对藏独的声援,既延续二战前军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传统,又披上守护和宣扬佛教的高贵外衣,更多了现代欧美国家惯用的人权大纛,因此颇得日本社会部分人士的支持。

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问题生变后,日本刻意邀请达赖喇嘛至国会演说(Reuters/Yuriko Nakao)

这股对藏独的鼓动随着日本右翼思潮的复苏而日渐强化,鸠山由纪夫、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官员还在近年不避讳地多次会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如2018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又于日本国会演讲宣称“中国政府占领西藏”,并获得229名“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支持,在在触犯中日关系的红线。然而当前日本的政经实力早已支撑不起对外扩张或颠覆邻国的野心,且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厚与各自治区的现代化建设成绩历历在目,再说十四世达赖喇嘛假称追求“高度自治”、实则只想否定西藏地区现有一切政治体制,其惺惺作态的嘴脸早已被揭穿。因此日本若还想效尤战前操弄中国边疆分裂的政策,只怕还没发挥半点效果,自己的国际形象与财力已先受到打击,只沦个得不偿失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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