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习时代扫黑】为何说扫黑关乎国安 公安系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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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自2018年1月至2020年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行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大概一半时间的2019年5月,北京举行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会上给予公安系统一次全面论定。

此时距离中共十八大已经将近7年,而且被安排在2018年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之后,可谓姗姗来迟。不过被安排在“扫黑除恶”行动的中段,其实恰恰基于一种现实:中国公安机关是“扫黑除恶”成败得失的关键。

公安机关与黑恶势力关系复杂

“公安”在中国被指维护公共安全的警察,“公安机关”则专指用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等目标的政务机构,自上而下分别有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局、派出所等设置。

以公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法系统,被中共视为“刀把子”。(新华社)

“扫黑除恶”里的“黑”被解释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恶”则是指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

一般认为,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机关与游离在法律边缘的“黑社会”“恶势力”等组织或现象,是一种势同水火的天然矛盾。然而在现实中两者关系要更加复杂,比如,有黑恶势力才有公安机关的用武之地,黑恶势力的猖獗程度与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成反比,在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更准确地说是公安机关里的某些人沦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形成横跨黑白两道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第三种情况,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与法律执行者的公安机关向黑恶势力的角色转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但这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情况。

中国有一种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公安机关长期与黑恶势力打交道,对其生存逻辑最为了解,也最容易受到暴利引诱。一旦公安机关自身管理松弛,滑向黑恶势力也就是一种很难完全避免的事情。

7月8日,黑龙江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任锐忱被纪监机构审查调查。这是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后,该省第8位被查的政法系统官员。其中,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富拉尔基分局局长杜治林、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局长贾耕田、牡丹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原局长王宪斌,三位现任或前任公安局局长都已被指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因此,这场“扫黑除恶”行动的难点就在于,既要以公安机关为主力去扫除黑恶势力,又需要对公安机关进行清理和改革。也就是说,公安机关需要进行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而且这将决定“扫黑除恶”行动能否成功。如果隐藏在公安机关内部的“保护伞”甚至是“黑老大”不被清理出去,黑恶势力肯定将会禁而不绝、死灰复燃。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公安机关在中国的政治架构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部分。这从其历史演变的轨迹中也能有所观察。

中国公安可以追溯到中共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与战争年代里国民党“清党反共”背景下诞生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这是一个情报与政治保卫机关,职责包括搜集情报、保护中共高层人物、惩处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叛党成员等。

此后,中共又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社会部”,以及陕甘宁辖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警察等。这些设置也大都同时具备维持社会与保卫政权的功能。

1949年中共执政后,中国各地政权纷纷建立。当时县级政权中有三个人最重要,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还有一个就是县公安局长。这些公安局长一般都是由身经百战的军官转任,是准军事化力量的直接掌握者。

当年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时表示,“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自此,“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成为中国公安们的座右铭。

在之后70年时间里,尽管在“文革”期间一度受到冲击,中国公安机关整体而言在整个国家架构里定位趋势仍然是逐渐具体化、专业化、规范化,成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党政机构的其中一个。在很多人的观感里,公安机关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由国家机器变身为服务机构。然而这种观感更像是一种错觉。

公安的多重角色

中国公安的法定职责有十余个,例如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国籍、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工作等。

仅从上述4项来看,就能发现中国公安在整个治理体系里的多重角色。

公安是所有中国人、社会组织基本信息的搜集者与掌握者,有权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对各种行为现象合法与否进行实时监督与最初判断,有所选择地向上或其他单位进行传达,最后又是决策政策的最基本的执行者。

就黑社会来说,公安机关最容易发觉其存在,有权对其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对其行为进行监控,决定是否向上级汇报,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管理或打击。可见,如果一个地区黑恶势力猖獗,多半与当地公安机关有所关联。

公安机关是信息或者说是情报的集散地,是权力的交汇点,甚至可以理解为中国政权的一个基石。再小的地方政权,都离不开以派出所为表现形式的公安机构。一旦这一环节出现差池,将会对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行产生全局性影响。

另一方面,公安的动向也往往因应于中国时局的变迁。例如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国内矛盾风险急剧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中国公安系统权重明显增加,其负责人在党政系统中地位提升,2007年周永康由公安部部长升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然而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中国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并未平息下去。

警力的超强配置提高了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不断发酵的结果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渐失民心,基层政权动摇,掉进“塔西佗陷阱”。

如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国家机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逐渐完成,公安机关自身改革与“扫黑除恶”齐头并进,成为中共当下推行新政的“先锋队”。就如在往常,公安机关一直都冲锋在各种急难险重问题事件的第一线。其重要性其实从未真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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