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北京不能没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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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有句谚语,叫作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新的消息,就说明一切都如其所是,进展顺利。这段时间,北京的环境就是如此,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新闻,也没有针锋相对的改革论争,一切政治动态都有条不紊地按着中国既有节奏展开,整个社会显示出难得的安定。

中国各大主流媒体仍然一如既往地聚焦于国家领导人的日常政治活动报道,定期宣传中共近期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推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教育,而更多虽不太显眼却对中国民众比较实在的、具体而微的经济、政治、社会民生改革事项,虽然也能登上媒体版面,却很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除此之外,市场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也变得格外温顺,基本都围绕具体的社会事件讨论,已经难见惊人之论。总体来说,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内地,这段时期会很少听到大的新闻,舆论总体变得更为有序平静。

与此同时,一些话题,比如近期发生的香港反修例游行抗议,在海外媒体引起普遍而强烈的关注,但在内地却少有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在香港的故事。直到7月21日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被示威者包围冲击,内地官方媒体才开始有针对性的报道和批判违法暴力行为,自媒体才有插嘴机会。在修例风波上,海外媒体与内地媒体冰火两重天,形成强烈反差。

中国内地有关香港示威者的报道很少并保持一致声调。(AP)

究竟为何中国舆论从前几年讨论政治变局的热火朝天,短短几年就变得“如此平静”,原因是多方面的。

核心落定 政治变局告一段落

从大的政治变局来看,中国公共舆论氛围的这种转变是中共政权结构交替完成的表现。在2012年,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此后几年中共进入到政治权力交替和更新的几年,人事、制度和规矩都发生了剧烈调整,反腐也处于惊心动魄的运动式阶段,围绕改革方向的争论亦颇为激烈,故舆论氛围热火朝天。

现如今,经历长达7年的反腐和权力结构调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决策层权威已然稳固,而习执政团队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方向也陆续明朗,不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在“不得妄议”的天条下,可以争论的空间越来越小,留下的问题,就是执行和操作层面的细节。至于极具吸睛效应的反腐,也因取得“压倒性胜利”,转为相对枯燥的制度建设这一治本阶段。

换句话说,习近平核心权威已经落定,新一届领导人的政治关已过,涉及政治方向、政治规矩的大原则都已确立。因此,从政治本体来说,中国政治的未来格局已基本奠定,那就是在中共加强“党的领导”的格局下,继续推动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这个基本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眼下中国很难再有政治上的“大新闻”。

媒体生态的变化和政治敏感年份

从媒体的环境来说,中国政治缺少新闻还直接与近些年新闻监管趋严有关。在2012年之前的几年,正是中国社会矛盾多发时期,不仅腐败触目惊心,官商勾结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而且改革停滞不前,这些问题都在舆论中寻找发声渠道。当时市场化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积极介入公共议题,随着互联网媒体以及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加盟,更是催生了媒体生态的短暂繁荣。

但是2012年以来,中共决策层在强力革除腐败时弊的同时,也严厉收紧了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掌控力度,明确主张“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强化“党管媒体”,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敢于“亮剑”。自此,不仅党媒的内容风格明显转变,非党媒、社交媒体、自媒体的生存空间也被日渐压缩。

在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执行层面普遍存在的一刀切和宁左勿右,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不再那么受欢迎。社会中,不管是民主化的右派改革声音,还是实现平等公平的左派诉求,曾经在舆论场上构成多元争论乃至左右极端对立的现象,也被严厉管控。比如,以刊发监督地方政府腐败和揭露社会底层不公的深度报道而著名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发生2013年1月的新年献词事件,之后被一步步地换血改造,如今已彻底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以发表中共党史资料闻名的右派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也在2016年被整改,随后以思想争论、文化交流为主的网络平台共识网,也在2016年10月2日被永久关闭。此后中国国内的其他时政类的非官方媒体、网络平台纷纷遭到整顿,普遍面临下架或停更的命运,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大V被批量关停整顿的消息。市场化媒体的深度报道也大幅压缩,深度调查记者已经基本绝迹。

除此之外,2019年恰逢政治敏感年份,既有“六四事件”的30周年、中共建国7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等多个重大纪念日发生,又面对新疆“再教育营”的国际批评压力、中美贸易战、香港游行示威等诸多事态的纠缠,给新闻舆论监管部门带来相当大压力。这些因素叠加,无疑导致今年中国舆论环境会进一步趋紧,造成媒体在报道新闻时越来越谨慎,甚至为了规避风险,直接回避热点新闻事件,往“报喜不报忧”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像近期武汉市民抗议垃圾场、南方洪水这样的正常社会新闻,都难以见诸报端。

敏感时期中国深圳公安举行夏季大练兵。(VCG)

没有新闻未必是好事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经典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揭示出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避免政治动荡、保障稳定秩序的重要性。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深度的现代转型过程,又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挑战,为保障公共秩序,避免转型时期极端观点盛行,防止公共生活被少数“狂热分子”裹挟,采取适当的舆论管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过于严厉的舆论管控也会在另一个极端制造更严重的问题。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的公共舆论管理已经超出了必要尺度,许多正常的负面新闻被禁、适度的批评性报道亦受到压缩。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层面管控收紧以外,最主要还是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官僚主义的层层加码所致,官僚们缺乏面对新形势所需的理论和应变能力,更缺乏宽容开放的政治动力,经常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方式压制不同意见,以致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不敢发声,被一种压抑情绪所笼罩,甚至开始调侃“莫谈国事”,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感和消极心态。长此以往,对于激发社会活力、舆论监督、培养政治认同,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有14亿人口,又处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舆论场没有秩序肯定不行。但也恰恰因为有14亿人口,又处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大周期之内,面临各种内外挑战,肯定也会有各种观点碰撞,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勇敢的面对问题,拥抱问题,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科学的应对态度。要相信中国的制度承受力没那么脆弱。在具体施政过程中,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容忍批评性意见,也有助于提升政策纠错能力。再者,主流价值只有在多元思想的争论中,才能显示其优势,通过鼓励沟通辩论,才能对主流核心价值和新时代文化建构发挥建设性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

本文转自《多维CN》48期(2019年7月刊)《观察站:北京不能没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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