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话中元 不仅普渡众生亦是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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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每逢农历七月,全台家家户户整个月份不仅要准备普渡祭品祭祀 “好兄弟”(指孤魂野鬼)之外,更要小心不要触犯了诸多“鬼月”禁忌。除此之外,农历七月从“鬼门开”、中元节到“鬼门关”,全台各地都有举办各式特色宗教祭祀活动,如抢孤、放水灯等,其中以基隆中元祭最富盛名,属于“台湾十二大节庆”之一。

图为2018年基隆中元祭,位在基隆中正公园的主普坛开灯放彩(台湾交通部观光局)

中元节普渡的由来

关于农历七月中元普渡的起源,普遍认为是源自于道教中元节与佛教盂蘭盆。中元祭一词专指在中元节进行之祭祀活动,中元节为道教三元节之一,《道藏》载:“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右件,天地水三官检校之日,可修斋祈福"。民间所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就是在中元节这天祭祀“中元二品七炁赦罪地官洞灵清虚大帝青灵帝君”(地官大帝)。相传地官大帝主掌稽察人间众生的善恶祸福考核,故在中元节让祈求者有忏悔改过的机会。

同样在农历七月十五举行宗教活动的还有佛教盂蘭盆会。佛教起自印度,于东汉时传入中国。“盂蘭盆"一词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盂蘭盆会活动则是出自汉译佛经《佛說盂蘭盆经》中-目連救母的故事。不过这部佛经直到西晋时才被译经家竺法护(约229─306年)译出,可以推测西晋前尚未有盂蘭盆会这一宗教活动。

于唐代混合的佛道中元节

中国从何时开始举行盂蘭盆会呢?一般认为始于南朝萧梁时。南朝梁文学家宗懔(500─563年),曾采集长江荆楚地方风俗习惯写成《荆楚岁时记》,内容写道:“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可见佛教虽于汉代传入,但直到南北朝时才有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出现。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导致经济昏颓、民生困苦,在300多年的种族、文化冲突与交流,都给予了中华文化新的刺激。隋唐结束数百年的纷乱,大一统局面也让道教中元节与佛教盂蘭盆会开始有混合的情况发生,记载唐代风俗的《岁华纪麗.中元》也写下两者一同举办宗教活动的情形:“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氏蘭盆,盛于此日",即是将道教典仪与佛教诵经结合。

宋代的中元节则更加热闹,配合宴饮与百戏等活动变得更为世俗性与节庆化,《宋史.禮志》载宋太宗时的中元节盛况:“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七月中元节,御东角樓观灯,赐从官宴饮"。《太平广记》也记下不少宋朝中元节特殊活动:“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異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錄》对中元祭有甚为详细的记载:

由上文可见,宋朝的中元节依然是亡者祭祀节日,除了有拜扫新坟、祭祀先人“告祖先秋成之意"外,也为“祭军阵亡殁,设孤魂道场",还有不少相关活动,且日期并非只在七月十五日当天而已,可以看到宋代的中元节祭祖与祭厉(孤魂野鬼)并行,同时有着宗教性的仪式与玩樂的世俗性。

越发世俗性的明清中元节

到了明清以后,中元节的相关活动越发世俗性,庆典化意味更浓、更加欢腾热闹。还多了个放灯活动,晚明散文家劉侗(约1593─1637年)所著《帝京景物略》,书中记载许多北京地区的风土民情与节日习俗:“岁中元夜,盂兰会,寺寺僧集,放灯莲花中,谓灯花,谓花灯。酒人水嬉,缚烟火作凫、雁、龟、鱼,水火激射,至萎花焦叶。岁中元鬼节,放灯亦如水关。(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

明代中元放灯习俗也传至清代,初刊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燕京岁时记》载:

清代台湾的中元节

随着朝代的推移,中元节的庆典活动越来越丰富。明清之际时移民来台的汉人,也带来了家乡的中元习俗。不过要到1683年清廷正式将台湾收入版图后,才有大量相关文字记载。任福建分巡台厦道的高拱乾,于1694年修成《台湾府志》仅简短记载:“中元,人家各祀其先;以楮作五色绮绣之状焚之,云为泉下作衣裳。所在为盂兰盆会,每会一老僧主之;黄昏后登坛说法,撒物食羹饭,谓之‘普施’。"

图为2018年基隆中元祭,迎斗灯。斗灯为道教避邪器物,常见于寺庙。平日斗灯都安奉在庆安宫内,唯有中元祭时才会迎出遶境(台湾交通部观光局)

完成于1717年的《诸罗县志》则有详细的书写:

“七月十五之前后为盂兰会,比丘登坛说法设食,以祀无祀之鬼;谓之普施。家各祀其先,焚五色之楮;楮如绮绣,云为泉下作寒衣。夫释氏之说,以是日为地官赦罪,故无祀者祀之。若家之祖先,既有子孙岁时承祀矣;且祖先何罪,必于是日遇赦而归,乃得食乎?末俗牢不可破,举世皆然,可叹也!"这代表清代的台湾中元节,祭祀活动不限七月十五当天,亦于前后日举行。

到了乾隆时,台湾中元节也如大陆一般热闹

乾隆年间台湾中元节不仅祭祀天数增加,活动也多,故需要多户家族整合共同分担祭祀费用。

基隆中元祭的由来

而在众多中元祭祀仪式中,台湾或许受河流众多、水文丰富等地理条件影响,相当重视放水灯。如乾隆初期来台的官员郑大枢,曾作〈风物吟〉十二首,其中一首描述了台湾中元放水灯的画面:“香烟缥缈绕盂兰,果号菩提佛顶盘;普渡无遮观自在,纸灯夜静散波澜。"

图为2018年基隆中元祭的重头戏-施放水灯头(台湾交通部观光局)

那么基隆的中元祭的特别之处何在呢?这要说到清朝台湾的社会形态了。由于清政府颁布《渡台禁令》,禁止大陆沿海居民偷渡与携家带眷赴台,让当时台湾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大量无家无业的男性游民(或称为“罗汉脚”)易聚众滋事,先来后到的汉人族群间为抢土地、水源产生许多利益纠纷,导致大大小小分类械斗不断,如有原住民与汉人的原汉械斗,还有以籍贯地区分的闽粤、漳泉等各种械斗。而今日为台湾十二大庆典的基隆中元祭,其来源也是因为械斗。

据载,最早至基隆开垦的汉人,为雍正元年(1723年)从八里盆(今新北市八里区)迁入的福建漳州人,落脚在基隆的牛稠港与虎子山一带(今基隆市仁爱区庆安宫一带),逐渐发展出市街。到了嘉庆年间,开始有泉州人陆续来此开垦,由于漳州人早已占据基隆的平原地带,泉州人只好前往山区开拓,双方不免有利益冲突,加上原乡地域差异、贸易与信仰习俗等各种不同,导致咸丰年间爆发大规模的漳泉械斗。

这场械斗的时间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三年(1853年)与咸丰十年(1860年);起因则有两种说法,一是肇祸者为庆安宫住持率漳州人至鲂顶(今基隆市仁爱区南荣公墓)寻衅,与泉州安溪人发生冲突。另一个为漳州人率同乡欲袭击住在暖暖(今基隆市暖暖区)的泉州人,但消息走漏使泉州人预设埋伏,歼灭漳州人于鲂顶。死伤人数有105人与108人两种说法。

由于这场械斗死伤异常惨重,事发后漳泉双方大佬不仅出面呼吁要收集遗骸、建墓合埋立“老大公墓"以安慰亡灵外,提出为避免双方再发生类似冲突。经调解后,决议往后皆“以赛阵头(普渡赛会)取代打破头(械斗)",并由基隆当时11个姓氏轮流主办中元祭的主普活动(负责当年普渡之事),称为“十一字姓",即用血缘化解地缘冲突,并于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确立姓氏轮值主普制度。

透过中元祭达成历史和解与社会和谐

清代基隆中元祭由主会、主醮、主坛与主普合称“四大柱"共同出资捐献举办。不过主会、主坛与主醮因二次大战爆发,物资拮据而中断停办,战后也没有恢复。因为由姓氏轮值,让主普制度即便在日据时期也从未间断,至今已持续160多年。然而日据时期日本人借着整修河岸,毁去“老大公墓”,幸有善士将墓中遗骸迁往石山(今基隆市安乐区莺歌石山,又称蚵壳港山)并筑庙奉祀,改称“开基义民祠",于1975年重建为今日基隆的“老大公庙”。

如今基隆中元祭只剩主普,每年开销费用由字姓宗亲会负责,而整月的活动祭典则由庆安宫办理。中元祭典自农历七月初一老大公庙开龛门开始,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有十二日主普坛开灯放彩、十三日迎斗灯绕境祈福、十四日放水灯游行并于海滨放水灯头、十五日公私普渡、跳钟馗,以及农历八月初一的关龛门。近几年除了传统中元祭典仪式外,也结合艺术文化举行特展,以求社会和谐。

咸丰年间的漳泉械斗是基隆中元祭的主普制度的主因,因此祭祀的首要对象为当时械斗的百名亡魂,不过由于基隆位处海港,也一并祭祀因海难而丧生的无主孤魂。老大公庙在基隆中元祭里具有特殊地位,每年农历七月的开、关龛门皆在此庙进行,从一座墓地逐渐转化为神格的庙。据庙方记载,老大公庙的祭祀对象不断扩增,除了漳泉械斗的死难者外,还有因开发基隆而遇到天灾人祸的先民,甚至把为抵抗西班牙、荷兰异族入侵的牺牲者也列入超渡范围中。近年,也将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在基隆战死的法国军士(仅存衣冠冢)纳入祭祀对象,因此基隆中元祭的普渡供桌上,除了传统中式荤、素食外,也设有洋食区并摆上刀叉,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亡者需求。

从南朝梁开始举行的盂兰盆会以来,再到基隆老大公墓逐渐扩大其祭祀对象,除了有汉人还有原住民、西班牙人、荷兰人等,可以看到佛教“普渡众生”的观念逐渐在中华文化里开花结果,即使过去人们有众多的历史流血冲突,但可以透过中元节祭祀好兄弟来化解,并与历史达成和解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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