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势】一波三折 关键时刻北京不应继续错估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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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18日,时值周末,香港“反修例”运动又现高潮。数量众多的香港人涌入街头和公园表达抗议。

“民阵”方面声称在铜锣湾、天后和维园一带参加集会的人数多达170万。香港警方则表示在反对通知书所列的集会地点,同一时间出席的最高人数为12.8万。

这两个数字或许都不够准确或全面,不过客观而言,当天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确实极为可观,或有百万之众,是2019年6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三次游行示威之一。考虑到香港当天有雨,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民意”可以说仍然十分高涨。

北京不应错估香港民意

需要指出的是,自进入8月以来,香港的街头运动一度激进暴力化,引起香港普通市民的不满,遭到香港警察的强力压制,香港商界、媒体等方面也有所发声。因此曾有推测认为“反修例”运动有所降温。不过以18日的情势来看,这种推测仍然没有把准香港的脉搏,正如外界以往对香港局势判断屡屡失准一般。

不可否认,参加8月18日示威运动的人们有着多样的主张和诉求,但是反修例、反港警、反港府,以及反中共、反“一国”的态度相互交织,或可认为仍然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而且,当天的示威运动并未出现过多激进暴力行为,落实了“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实现。这也预示着这场运动将比外界预期的更为绵延持久,香港民间反抗意志的坚强程度绝对不可低估。

需要承认,港人在国家认同上仍未回归。多维新闻此前文章曾指出,和主权回归相比,人心回归需要更有耐心,更懂策略,需要的不是力量和斗争思维,而是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在“一国”前提下的包容、团结精神。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工程就像是香港的二次回归,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将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落到实处,就像习近平在视察香港讲话中所做的宣示一样,这个工程也是“行得通,办得到”的。

2016年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北京折叠》,已经先被用来形容现今的香港社会。位于风暴中心的香港政府,就像被掏空根基的“空中楼阁”,没有了与香港民间的沟通渠道,对民情动向缺乏准确了解和判断,更难主导香港局势,以商界富豪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明哲保身、作壁上观,中央政府则受制于“一国两制”的约束,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继续动荡沉沦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走过了一条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的道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而且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根据《基本法》规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事实上,香港政府在外交方面也被允许拥有一定的施展空间。而中央政府以往默守“一国两制”之中“两制”的限定,让香港这座城市演化出了特立独行、自成一体的社会生态。香港不仅有完整的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还有融杂中西的教育模式,在粤语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港式粤语,高度地方化的媒体、网络和舆论环境亦与中西大不相同。

香港这片由曾经的几座小渔村拼凑起来的小小地块,作为中西力量碰撞交合的联结点,不自主地被托举到历史的风口浪尖。深深植根于当地土壤的文化、风俗乃至思维等内在因子一直顽强延续下来,并于今日得以急剧放大,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香港被很多人视为最反共的地方。亲西方的教育、媒体、舆论的长期滋养和发酵,西方式政治程序的体验和自满,以及大陆政治运动消极影响的汇聚,让香港成为了一个与中共“绝缘”的坚实的意识形态堡垒。

打开香港症结的钥匙并不在于香港

尽管今日的香港不再被英国殖民,在中国“一国”之下获得“两制”的许可享有近乎一个国家的自主性,表面上看香港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实则仍然无法逃脱中西两方博弈与运势轮转的隐性力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东风与西风各自劲吹,此前尚能偏安一隅的香港危楼一时间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其实也不必太过意外。

中国古书《太平广记》有语称,“鯸鲐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其所称的“鯸鲐鱼”俗称河豚。其实如今动荡混乱的香港对于中国而言就像是一只挺刺膨胀、内含毒素的河豚,急切之间难以收拾。

打开香港症结的钥匙或许并不在于香港,而在于中国与西方之间,香港与大陆之间实力的消长。只要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节奏,政治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显现,社会整体生态持续好转,很多相对次要的矛盾都会水到渠成般得以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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