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示“社会主义” 深圳为何扛旗

撰写:
撰写:

1987年,深圳政府派人到香港大学找经济学家张五常,问哪里可以借到一个拍卖用的木槌,当年深圳带回的不止是一个木槌,还有香港模式下的土地拍卖制度,以及被广为传颂的“深圳速度”一并从香港学来;30年后,当习近平向林郑月娥介绍粤港澳大湾区时,香港大有人跳出来指林郑缺乏视野,愧对港人,质疑其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特色的意愿。两种态度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中央政府发文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次日,深圳本地股“全线飘红”,开盘掀涨停潮,同一时间,香港深陷反修例运动的泥潭,不仅股市连连告跌,甚而有经济转差的担忧。

香港人当然可以继续无视乃至抵触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在其面临经济发展迷局的同时,2018年深圳以24,221.98亿元人民币的生产总值高出香港221亿元的数据基础,跃居粤港澳的龙头老大。在政经格局急剧演变的今天,深圳对香港的赶超似乎并不需要特意提及,但对于这对曾经的“双胞胎”城市来说,位置互换背后具有别样的符号意义。

示范给谁看?

就此次中共中央发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舆论反应来看,讨论最激烈的便是“北京要让深圳取代香港了吗”“香港的地位被削弱”的话题。在香港反修例乱局令北京陷入对港为难境地之时,这份政策性文件的发布时机的确令人浮想联翩。

8月19日,央视主播李梓萌在一档《主播说联播》的节目中称,有人会说是不是中央对深圳一往情“深”?其实,机会不是给谁谁就能接得住的。深圳这次的定位是先行示范区,那么都会示范给谁看呢?这档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北京调整宣传策略出现的节目形式,在这则报道中虽然只口不谈香港,但又句句让人联想到“香港”。

如果说这还只是因应香港局势下的一种宣传策略的话,那么从深圳与香港的历史来看,示范给香港看的意味更加明显。

隔河而立的两座城市,深圳与香港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竞争与超越的关系。(AFP)

深圳与香港,隔着深圳河并立的两座城市在一百多年前还是广州府新安县的同属地,但在1842年后的半个世纪,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割界条款中,香港与深圳划境分治,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从此开始了香港领跑深圳的模式,但如今,两座城市再次在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相遇”,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在香港、澳门及广东7市建立一个大湾区城市群。尽管这份政策性文件在香港备受争议,但文件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的表述已经说明在中共中央的眼中,今天,香港与深圳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但日前,中共在印发的关于深圳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稿中除了再一次明确了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外,还将深圳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样放眼全国绝无二例的位置上,换句话就是,深圳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所有城市里面能级最高的那座“桥头堡”。这份文件的颁布无疑打破了“港澳广深”的并列格局,背后也是深圳对香港地位的超越。

当然,凸显深圳并不意味着“取代”香港,无论是从中国中央政府需要论证“一国两制”成功的必要性上还是从这份文件的早期酝酿阶段都可做出此判断,但北京选择深圳有没有对标香港,大概是有的。

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海南、上海自贸区,这些国家级推出的特区都是经济层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经济特区的深圳相对于内陆其他城市已经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烙印,如今再次被冠以“先行示范区”,其扮演的角色已不是简单的“经济”试点那么简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样意识形态浓厚的概念来看,深圳这个定位意味着,这座以独特的经济改革角色为外界所知的城市,将要在中国政治运行的体制机制探索中同样扮演先锋角色。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明打造,“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民生追求,这些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规划即这份文件给深圳的定位。而香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下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独特性已经无需赘言,在“一国两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香港、澳门与内地政治制度差异的同时,这份文件再凸显深圳的社会主义性质,放在香港当今的时局之下,放在粤港澳的政策规划之中,对标的意味跃然纸上。

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城市形态,这座曾经的“示范城市”在过去十多年,产业结构基本上没有较大调整,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越来越畸形,使得香港经济在未来的增长空间中迷失方向。早在2016年就有一份数据统计,香港十大富豪的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面临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近年来,香港社会还呈现一种内向保守的社会焦虑情绪,尽管这种情绪虽然并不占主流,但与过去香港呈现给外界的自信、开放、包容的形象格格不入。而其内部议程已经几乎完全被政治所占据。

相比之下,深圳闷头发展经济,在2018年GDP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三地城市圈中的经济老大,不仅如此,深圳驻扎着华为、腾讯、中兴、大疆等一众中国数的过来的科技企业,以及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掌控着下一个发展极——高科技发展的优势。2018年中国各个城市的“抢人大战”中,深圳多了50万人,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深圳没有深圳本地人。尽管语言戏谑,但其背后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及包容力。

香港与深圳的此消彼长,这种势的变化也被更多的人解读为是两种制度的对比。而深圳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印证着社会主义的土壤上也能培育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逻辑。因此不能说北京没有在深圳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想法。

在“深圳河”的对岸强调“社会主义”最直观的感觉当然是示范给香港看,但在中共的政治视野里,示范给香港看还只是内部的统筹竞比,宣示社会主义的胜利最主要的目标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的资本主义,主要是西方道路的资本主义,这种宣示才是显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的安排。

为什么是“深圳”

可是,如果是意识形态的宣示,为什么要是深圳。同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显例,上海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标志之一,且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似乎也未尝不可。

这份2017年即在中共高层酝酿的政策方案舍上海取深圳的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两个城市自身的条件来说,上海的高度国际化另一层面也是人口、资本等的西化,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金融业为其核心竞争力,本土商业中心首先是国有企业,其次是外资企业,最后才是当地中小企业。不同于上海,长久以来,深圳为外界所知的是其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经济特区的标签,及至中美贸易战,美国接连打击中国华为、中兴、大疆等企业,外界才知深圳“藏着”一批令美国忌惮的企业。深圳不仅有中国数一数二的科技企业,更多的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所构成的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与上海的虚拟经济发展道路不同,深圳更具备实体经济发展的潜质。

此外,深圳的“前海”模式也为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经验基础。在关于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的这份国家级政策文件出台之后,深圳即出台了一份《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第四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根据媒体梳理,自2016年以来,前海已经向深圳全市推广了122项创新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前海管理学习新加坡廉政借鉴香港的企业化政府;首次适用香港法律,不同司法体制、不同法律体制下的纠纷,“调解+仲裁”的解决机制。可见,深圳被委以重任并不是毫无基础。

前海经验在深圳的推广已经为深圳示范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深圳这个囊括中国科技企业巨头的地方所展现的潜力也符合其定位的要求。

从历史渊源上看,广东是中共探索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集结着当时第一代中共领导层的政治理想,这其中关于设立“经济特区”的提议近年在中国舆论圈还有过是邓(邓小平)是习(习仲勋)的争议,而对于红色后代习近平来说,其继承的不仅是中共的江山,还有其前辈们未竟的事业。多个层面来说,深圳是安置中共领导者梦想的一个地方。

当然,除了宣示“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中共领导层的意识里,看重的仍然是发展,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香港如何发展,以及在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在撬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群将如何发展。这是粤港澳推出的原因,也是长三角、京津冀推出的原因。粤港澳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一极,深圳又作为粤港澳的龙头老大,为什么是它的答案也呼之欲出。

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竞争格局构建之外,深圳是一个被中共高层寄予厚望的地方。在这份关于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文件中,为其规划了2025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对比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奋斗十五年”,也即两个新阶段。可以发现,关于深圳的规划与中国的未来两个15年的规划要求是一致的,不过,深圳的这份规划比两个新阶段提前一步,也即中央对深圳的要求将是未来中国的发展状态,深圳是中共绘制“蓝图”的新试验场。

对于这种实验性,中共也显示出足够的耐性与决心,在关于深圳的这份文件中,后两项的要求是“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的,由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相关议案,经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涉及调整现行行政法规的,由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经国务院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

(本文原发于香港01 ,略有编辑。)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