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击西方话语霸凌 王沪宁的角色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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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中国政府在早前拒绝了香港政府提出的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以缓和局势的建议。稍后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其假新闻,并称其“是一次无耻的舆论战”。

从目前各方信息来看,路透社的报道以及当下陷入的纷争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一个关键的局外因子,这也反映出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已然成为当下香港事件中的重要参与者。

不久前还发生过一起新闻事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误报香港警察向示威者使用汽油弹,香港警方展示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是示威者向港区使用汽油弹。CNN当即删除文章并向港警发出道歉信。

自2019年6月以来,CNN误报的内容在西方媒体中颇为常见。新疆、香港都已成为中西方话语权相争平台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中国在中共十八大后逐渐改变以往被动应对的姿态,形成出主动反击之势。

被称为中南海智囊的王沪宁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国政治理论研究、媒体宣传舆论等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虽然外界缺乏足够的证据指向,但是普遍相信他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一指挥下中国近期在舆论场上发生这种转变的幕后操盘手。

中国反击西方舆论“围攻”

早前对于中国新疆反恐,西方媒体忽视恐怖主义暴行、批判反恐举措的描述,将中国对新疆治理污名化的报道主导了国际舆论,其对中国香港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叙述也展现了类似的倾向性。始终有观点认为,美国相关的诱导和支持,正是香港此次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中共十九大后,中国逐渐改变了面对西方媒体在新疆议题上的“围攻”的被动保守姿态,已经约有20次邀请其他国家外交官员或媒体人士前往新疆实地了解情况;在面对西方媒体在香港议题上的再度“围攻”更是做出了堪称激烈的反击。除了外交、媒体方面的表现,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还以报道“饭圈”女孩、“帝吧”网友和海外留学生的形式对民间反应表示了认可。

这些涉及外交、媒体等方面的政治动作,在几年之前已有形迹可循。

这些涉及媒体、外交等方面的政治动作,在几年之前已有形迹可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中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布局作出规划称“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的这些指向成为了现今具体主持中共包括外宣在内的党建意识形态等方面工作的王沪宁的责任,而这也是王沪宁擅长之处。

王沪宁在1995年从上海进京,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20余年。在此之前于复旦大学求学和授课近20年时间。因此,王沪宁不仅被认为是一位政治人物,也是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

王沪宁进入政坛后专注于侧重实务的政治理论研究,与他在大学的学术性活动并无太多偏移。在建构学术功底之后的从政经历,有助于理论与实际,特别是与中国政治的联结融合,跟随中国改革发展节奏。王沪宁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一名研究者,变成一位管理者、领导者,乃至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

时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影响力水涨船高,不可避免地引起西方的关注、警惕,乃至打压。在中美贸易战之外,意识形态领域可谓另一个壮观和激烈的战场。

这种局面某种形式上类似于一场两方对阵的辩论会。而作为中国一方负责人的王沪宁可能正是一位出色的辩手。

从狮城舌战到中西论战

王沪宁在1988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时曾经作为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领导该队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辩论赛”折桂。在1993年又任复旦大学辩论队顾问在决赛中再度获得冠军。

王沪宁后来参与写作《狮城舌战》一书,在其中留下颇多笔墨,从中可以发现他的观察与思考方式,特别是对辩论的深入理解。他在“顾问手记”部分总结过复旦大学队取胜的几个重要经验,排在首位的是“人格之力”,其次还有“逻辑之辩”、“幽默之竞”、“知识之争”、“整体之势”、“制宜之策”。

在“人格之力”部分,王沪宁分析称“我们的学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处世为人上,体现在他们的辩论技巧、理论基础、世界认知和理性能力上。一句话,体现在他们的人格上。所以,如果给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个最抽象的回答,那就是辩论的胜利是人格的胜利。”

当下中国与西方媒体在新疆、香港等议题上的叙述方式、具体观点,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念差异巨大。西方媒体的报道多是对中国治理方式的批评,进一步来看是西方对中国执政党中共的负面观感,更进一步则是西方推崇备至且形成共识的“自由”、“民主”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中国重视集中统一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

双方对国家形态和治理方式的理解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分歧、争吵,与王沪宁曾经在新加坡参与过的辩论会颇为相似。他所分析的复旦大学队的辩论经验,对理解当下中国对外事务的变化,以及中国改善自身国际话语权困境或许都会有一些可用之处。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和执政风格也逐渐外化在了中国对外事务领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2019年9月《求是》杂志总结中国外交变化时表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战略性、策略性、协调性”,“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杨洁篪的这些描述与王沪宁称的“人格之力”也有相通之处。

更具体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几年的态度、用词趋于强硬、雄辩而不失灵活、幽默,似乎显示了“逻辑之辩”、“幽默之竞”。中国外交官员、媒体报道的主动协调,以及在官方许可下民间的发声,又展现了一种“整体之势”。

当然,中西意识形态之争是比当年的辩论会更加宏大、深刻、长远和困难的挑战。中国能否赢得这次“辩论”尚是未知之数。不论如何,这都是横亘在中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上而不得不冲开的一道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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