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港澳办“三点意见” 北京再开治港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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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回应示威者“五大诉求”,宣布“撤回”修例草案,引动香港局势和内地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喧宾夺主”地盖过了此前一天北京主管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就香港事务的长篇发言。其实,港澳办此次表态提出“三点意见”,并透过国务院新闻办的平台发布,传达了中央治港层面就香港局势的最新判断,极具重要性,其意义远在林郑月娥讲话之上,值得香港社会认真关注。

这一次港澳办的记者招待会,关键点是在发言人杨光提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对于第一点,“止暴制乱”,没有新意,只是重复了中央政府一贯的主张。然而,这里还是有着一些警告意味,直接针对香港的管治阶层,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和体系,以及在政府之外的建制体系,包括商界与政党,说明了中央政府对这些机构及成员在这次冲突中不尽人意的表现的不满。

杨光在发言中强调了,止暴制乱“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无异于是对当前香港局势下“犹豫者”、“徘徊者”、“动摇者”的一种“警示性敲打”。那么,谁是“犹豫者”、“徘徊者”、“动摇者”?

客观而言,这次席卷全港的反修例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近三月之久,除了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长期积累使得运动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门能力不足,以及商界与建制派等的骑墙与投机。

比如,一些人认为司法机构对暴力过度宽容,出现了警察“前门抓”,司法“后门放”的案例,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实质上等于鼓励和纵容了非法暴力行为。而商界等作壁上观、态度模糊,最后让中央释放强烈信号之后才逐步归队。就算这样,依然出现了如李嘉诚劝阻暴力的“黄台之瓜”就可以从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事件虽然是罗生门,但却展现了各方之间缺乏信任,甚至造成冲突。

特首林郑月娥在中央与香港社会压力之间的反复摇摆更是尤其明显,无论其公开流露的感情还是私下讲话,以及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的犹豫与反复,软硬失当。有些内地评论直接指出她“该硬的软、该软的硬”,不仅刺激事态不断升级,也给警队和现有建制力量造成了困扰。港澳办这次明确提出“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当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显然都意有所指。

为什么第二点重要?港澳办明确指出,在反对修例的冲突中,存在着一大批暴力分子和支持政府修法之外的第三批人。这说明以往治港体系对香港问题的最大疏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港澳办的说法是,“参与和平游行集会活动,与那些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的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从其10次提及“少数暴徒”的说法来看,中央政府明确地希望将被打击的对象局限在一小批“暴徒”,不认为应该将打击对象扩大化,而且强烈突显了这样的第三批人的重要性,甚至是这次暴力事件中必须认清的政治事实。

当然,强调这一批人也是表达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和香港与内地差异极大的政治表达模式,认可香港市民“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权利,对这场运动和参加运动的香港市民,亦即作为主体的“和理非”,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问题进行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对非法暴力和港独,则依法严厉打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和中央在内地社会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高度类似。

但港澳办也明确指称这些大量存在的暴力与港独行为,“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态已完全变质。”“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这样的指控是严厉的,而且定义了这种企图让香港“完全自治”的目的就是“港独”,因此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中央认为,大多数参加运动的香港市民是被激进暴力者、动机叵测者、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群体所绑架和误导。他们所代表的民意是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不应该被不加区分地视为“止暴制乱”的对象。而且,需要向他们澄清问题和原则,即争取最大多数香港人的理解与支持,为未来改革凝聚共识,同时又集中力量针对非法暴力行为严厉打击,以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目标。这种态度的关键是既突出强势对待“暴徒”,亦明确了中央对大多数反对修例、同情反对行为、极度不满政府的群体所持有的理性态度,它与以往中联办等治港部门对香港政治那种二元对立,敌我矛盾的做法有着极大的差别,更是我们一直批评治港体系在统战工作上的严重不足,甚至是违反了政治原则的粗暴工作手法。

港澳办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的第三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对如何定性这次冲突的关键。杨光虽然说是“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明确指出了香港困局的深层问题,并且提出了香港各方解决问题之道,几乎相当于直接针对“病症”开出了“药方”。要很好解读杨光的说法,可以与前几天《新华社》发表的文章一起来看,也就更好说明中央政府已经对香港问题重新定性,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样,将重心只是放到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上,而是从香港施政的内在不足寻找答案,这是关键的改变,而且是真的抓住了牛鼻子。

然而,虽然抓到了牛鼻子,但也要有方法驯服这头牛。目前的困难之处是香港整个建制体系,或者说香港的既得利益群体,根本没有意识,也没有改革意愿,更没有改革魄力,依靠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化解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是过于幼稚了。大家甚至要问,中央为什么到今天才意识这个问题,是因为治港体系和香港政府从来就忽略了这种情况,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就忽略了对这种问题的认识。中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对资本主义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治港官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社会矛盾视而不见,这是中央必须考虑的,而且必须严肃对待。如果做不到,或许“一国两制”就只是口号了。

事实上,当我们听到中央政府将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继续通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心里确实产生了极大的疑惑。因为深层次结构问题虽然是港英殖民地时期就一直存在,但它是在回归之后恶化。如果中央政府只是说,“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继续不遗余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民”,可能并不足以推动改革。从林郑月娥提出“四项行动”后的反应,也可以看到大家无法接受这种“行货”,也就是无法让人看到改革的到来。

我们多年来不断做出呼吁,希望中央和香港政府必须严肃面对这个问题。经由这次严重的社会管治危机,中央和港府终于看到了导致香港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开始找到问题的“要害”,点出了香港社会问题长期积累最终集中爆发的结构性病根,也即:因为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过度迷思,继承了港英时代的官商共治结构,加上回归后港府一直缺乏对问题的透彻认识与改革能力,在消极治港思维主导下没有进行一个系统的“去自由化”、“去殖化”转型正义过程,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香港现实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建立对国家的认同,因而导致矛盾频繁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问题积弊日深,有很多问题是在港英时期就长期存在,形成了非常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同时港府与精英社会也深陷这种利益结构,即缺乏对问题的充分认知,又缺乏足够的改革意愿,有不少人更在精神上还尚未完成回归过程。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认识,中央政府必须继续深挖病根,而且必须从自己的工作中寻找不足之处,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更根本的病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场硬仗和持久战,中央必须抛弃我们依然感觉到的消极“一国两制”心态,必须重建一种积极的“一国两制”心态和认识,全面参与到香港的改革规划中。不然,要等到香港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自我革命”,可能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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