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选择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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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一小段柳条沟铁路之后,诬指中国军队犯下此行,再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而在事变发生前就已察觉日军蠢动的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还于8月16日特地密电主政东北与华北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叮嘱道“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方应不予抵抗, 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结果当日军一进攻,东北军几乎均在张学良的授意下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没遇上什么激烈的战斗便迅速囊括东北全境。得意的日本军方遂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公然肢解中国领土,炮制满洲国的诞生。

而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东北的沦陷采取什么对策呢?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指东北三省)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张学良、顾维钧等要员也认为比起开战,诉诸国际联盟最有效,何况这是关东军的独断行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授权,因此利用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压,或许还有扳回一城的余地。要是在日军未撤的情况下谈判,中国的损失恐怕更大。国民政府遂电令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向国联发出照会道:“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 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 立采步骤, 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 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日军。(VCG)

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还乐观地声称:“满洲在国际交通上地位重要, 若为他国占领, 则国际势力之均平必见破坏, 而沿太平洋岸各国之地位, 必发生重大危险, 且势必引起国际战争”。但悲哀的是,东北在国际上地位重要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与天然资源以外,中国自清末以降的积弱形势导致日本、俄国、欧美咸有染指的野心,才使东北形势复杂化与国际化;如今还得利用列强自身在东北的利益,诱使强权保护中国领土,不啻是种弱国的无奈。

这种将国运寄托于他国垂怜的策略,很快就碰上挫折。当时的大英帝国经济动荡,不欲在远东与占有地利的日本冲突;且自从国民党北伐后,被革命群众目为帝国主义首脑的英国遭逢租界被收回、货物被抵制的下场,因此对中国颇冷淡。表面上声称要保障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也正谋求同日本合作对华投资。法国则更是赤裸裸地替日本张目,驻华公使韦礼德(Henry Auguste Wilden,1879─1935年)竟于1931年11月向顾维钧建议“如日本先将东北交付所成立之新政权, 再由中国向东北新政权自行收回, 或系一种办法”,结果立刻遭顾维钧断然拒绝“此种办法, 直与不交还无异”。只有苏联稍微积极,一边指示中国共产党鼓动罢工和学潮宣扬抗日意识,一面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共谋遏制日本。但因苏联对华援助力度不够、加上支持共产党、不肯撤退外蒙古驻军,使得国民政府对彼仍有疑虑,双方遂无法组织成更坚实的联盟。

在列强各怀鬼胎的诡谲情势下,国际联盟行政院开始讨论中国的控诉案。面对施肇基的指责,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竟颠倒是非,宣称关东军不过区区1万人、在沈阳也才500人,怎敌得过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军?因此日军绝无主动攻击。芳泽谦吉的借口,分明是利用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来粉饰日军的侵略行径。施肇基对此气愤地声明可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探查、事实不容捏造。英国代表薛锡尔(Robert Arthur James Gascoyne-Cecil)则美称日本与英国都是国联的重要支柱,要求中日双方各自撤退军队结束冲突。芳泽谦吉接着趁机要求需要等待母国补齐数据后再行开会,薛锡尔也一搭一唱地附和,第一场讨论九一八事变的国联会议遂在虎头蛇尾的情况下暂时落幕。

等到数日后再度开会时,英日两国又唱起了双簧,芳泽谦吉谎称日军已撤退不少,薛锡尔则反驳施肇基要求国联行政院出面斡旋的提议,指称这已超出国联职权。加拿大代表卡汉(Charles Hazlitt Cahan,1861-1944年)还讥讽国民政府素喜排外、英国便曾遭遇日本的类似处境,这不外是蹈袭日本的侵略借口,丝毫不顾正是因为日本的暴行才激使中国民众抵制日本的因果关系。澳洲代表布鲁斯(Stanley Melbourne Bruce,1833─1967年)也附和日本观点,斥责中国政府无力控制所有领土和人民,才酿成与日本的冲突,呼吁不应片面批评日本。一时之间,国际氛围对华颇不友善。

经过多日多次的反复论辩后,国联才于12月通过派遣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1876─1947年)组成调查团的议案。但没想到1932年1月28日,日军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关注,又在上海发起进攻挑起一二八事变,逼使国联紧急召开会议处理停火事宜。也正是由于列强在上海的租界和商业利益更重大,这才开始调整对日本的姑息态度,如薛锡尔便于1932年2月鼓动各国致信日本,要求日本遵守国际联盟法条、《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不得再继续侵犯中国的领土。

想不到在众目睽睽下,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仍谎称是中国军队率先开火,并抱怨国联不应只指责日本。而等到李顿报告书总算于1933年10月姗姗来迟地公布后,尽管里头拒绝承认满洲国,但竟然也主张日本和苏联等列强在东北享有特殊利益,应让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聘雇以日本人为主的外国顾问、当地由外国教官训练宪兵队、中日军队均得退出东北云云,并裁定在九一八之前中日都得为彼此的冲突负起责任。这等同迁就满洲国的成立,只让中国收回空壳主权,也淡化日本的罪责。

国联原则上采纳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但较为可喜的是,国联主张中国东北的归属“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方面来决定”,这令坚决维系满洲国体制的日本恼羞成怒。日本代表松岗洋右不但拒绝国联意见,还指鹿为马地声称“远东地区出现许多麻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混乱”、“面对身旁中国的混乱局势,日本方面不得不承受和忍耐,多年来并试图以友好和极具耐心的方式来处理其与中国之间的许多不满问题”,并宣称“满洲人”不是中国人,鼓吹日本宣传已久的“满蒙非中国论”。松冈洋右甚至反问:“美国人民将会同意国际社会控制巴拿马运河区?英国人民将会允许国际社会控制埃及吗?”,忿忿不平地认为中国东北乃自身势力范围,何以列强就不许日本占有?

最后,尽管国联宣告调解失败、报告书也无拘束力,但日本仍宣布就此退出国际联盟,中国除了得到道义上的同情以外,什么实质利益也没拿回,更何况列强对东北的处理意见也并非完全是维护中国权益,仍保留国际介入的空间。因此当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官贾德干(Alexander Montagu George Cadogan,1884-1968年)认为毋须特意注明将东北与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立刻驳斥道:“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等地,尝有各种离奇之言论与主张,想阁下亦曾有所闻悉,故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盟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正是为了防堵类似李顿报告书的国际共管主张再成舆论主流。而这些与列强的折冲樽俎历程也显明:无论在道德上据有多广的制高点,一旦国家积弱,再多的国际谴责也无法协防自己的土地和物产;一旦国家富强,再多的国际敌意也无法伤害自己的主权和人民。只有保持警惕、齐心建设,中国才不会再度沦为列强的俎上肉,重蹈国民政府左支右绌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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