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还是经济问题 70年大庆前习近平再提“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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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北京时间9月16日开始的河南考察之行已结束,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这次行程的总结性报道。习近平提到的“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吸引了外界对其行程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再度提到中国制造业的问题。

这也是他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制造2025成为中美交锋的焦点后,第三度在地方考察中力挺中国制造(前两次分别是2018年9月的黑龙江之行,以及今年5月视察广东之时)。

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制造业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中共领导人的忧虑在于,如何让这份最大变为最强,从而支撑起中国硬实力和制度软实力的各个层面,支撑起“百年大变局”和习所说的第二个一百年,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自然,还有当前最显眼的问题,如何在与美国的比拼中站到最后。

9月17日,习近平在河南之行中考察一家制造业企业,其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条幅非常显眼。(新华社)

中美贸易战背后是制造业比拼

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前已经淡出中国官方的宣传中。但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中的某些关键内容实际上并未就此退出中南海决策舞台,而是作为中国制造业雄心的一个体现,对内继续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核心引擎和基础作用,对外成为北京抗衡美国技术封锁和关税打压的有力武器。

中国制造业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根据2018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规模几乎是美国、日本、德国三家之和。同时,中国制造业每年的增速也远高于三国。在中共决策者看来,制造业是中国真实财富的基础,是一切其他领域经济成就的源泉。中国制造业不但以非凡的体量承担了巨量的就业人口,而且在世界第四次技术革命中,中国制造业拥有不错的机会,让中国能够在工业化浪潮中第一次真正站在世界权力的前沿。

因而,制造业在中共决策者那里绝非只是经济议程,更是政治议程、军事议程。制造业承担着中国迈向世界权力中心的雄心,承担着中共全球治理愿景的经济基础,承担着中共军事硬实力的物质和技术保证。

实际上,外界也看得清楚,即使美国口口声声声称贸易战是对中国在贸易领域“占美国便宜”的清算,但实际上,美国保守主义精英打击的是中国制造业向世界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努力,是要牢牢抓住美国国运的根基和命脉,是要在尽可能长的时间范围内维护美国世界第一霸主的地位。贸易纠纷只不过是说辞。否则,就无法理解美国为何咄咄逼人对华为、中兴,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对大疆等其他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利用司法、行政、国安等各种手段和借口进行压制。

在二战中两线作战打败两个军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熬过美苏争霸拖垮苏联,支撑起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依靠的都是美国在全世界曾经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实力。对此,美国人是清楚的,同样,中共也是明白的。因而,中国制造2025只是在外交场合减少了存在感,但在中共领导人地方考察等内政领域,中南海的调门从未稍减。中美贸易战说白了,就是两国制造业实力和全体系的耐力比拼。

制造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同样,制造业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故而不可忽视。目前,制造业转型正在中国引起一场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就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大规模失业的不确定的前景挑战着中南海的政治神经。在1998年中共大规模国企市场化改革时,制造业就业占中国全就业比重曾从1998年的15.4%下降到2002年的13.6%,数千万“下岗工人”曾造就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中共执政提出严峻挑战。

不过,随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扭转了这一趋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制造业,使得2004年到2008年间中国制造业年均新增就业580.1万,制造业就业比重提高到17.1%。

但近年来,这一趋势再度扭头向下,根据有关报告,中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制造业就业比重已降至德国当前水平,而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仍低于这个老牌发达国家。也就是说,相比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历史,中国制造业正在提前降低其吸纳就业的功能。这可以归因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施“机器换人”以及跨境产业转移。

当然,如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更使得中共对失业问题不容轻忽。尽管中国迅速发展的服务产业能否吸纳相当一部分待就业人口,但制造业吸纳就业的功能仍不可忽视。中共领导人频繁强调制造业,也有就业的考量。

制造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初心”

工业化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理论和实践内容之一,因而,中共追求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原本就是中共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毛、邓及至习时代,工业化和制造业都有不同的表现。在毛时代,工业化努力主要集中在畸形的重工业;在邓时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来料加工制造业曾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而到习时代,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转型,而与这场转型相伴随的,是习近平正在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因而,在中共建政70周年这个时机,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提到制造业,并指出制造业是中国“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时,是总结了中共建政7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而言的。在中国官方学者总结的,中共建政7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大规模多层次的转型中,多数都把中国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列为首要维度,无论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是党政关系与政府治理问题,抑或是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化等等,其他所有维度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初始目标而演进的。如果说中共在经济上有一份“初心”,那么这份“初心”就是工业化。

中共近日提出的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制度搭建和社会文明革新,几乎就是“中国模式”中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最富魅力、最具可接受度的部分,承载着习近平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真正的制度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如果从中共的改革议程来看,也无疑是习近平所说的第二个一百年(中共建政10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

反观美国,尽管美式民主在全世界仍然拥有不少拥趸,但美国制造业相对衰退所引起失业等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已经在侵蚀美国价值文化中平等的经济基础,引发政治生态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倾向正在对美式民主构成挑战,一些制约机制失去效力。早在2017年即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已经进入“制度竞争”的特定阶段。或许,中国目前高度强调制造业与美国修补和再造其工业实力的各自成效,将决定这场制度竞争的最终赢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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