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诞生记 美国出资建设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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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两岸观光业的蓬勃发展,台北故宫的精美典藏受到大陆游客的青睐,尽显在宝岛台湾上的中华文化菁粹。1965年9月20日,台北故宫以“中山博物院”的名义正式成立于台北外双溪,展出自北京故宫携来的部分精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将台北故宫视为弘扬中华文化与宣示政权正统的象征,因此在建筑式样与内部空间配置上,处处力求再现传统宫殿风貌或政治伦理,而非强调博物馆的展览功能。因此,王大闳替台北故宫竞图时准备的现代式建筑草案被舍弃,黄宝瑜的宫殿式图样雀屏中选;器字形的内部格局,模仿了《周礼》记载的天子祭祀用明堂,但被时任故宮院长蒋复璁发现不适合游客观展。但最重要的是,台北故宫的筹建不仅代表蒋介石自诩中国政权正朔、想反攻大陆的企图心,美国亦在过程中慷慨解囊助推一把,借以强化台湾政府的国际形象与培植亲美势力。

台北故宫乃蒋介石立图再现中国正统的象征之一。(AFP)

原本在国共内战中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仅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今台中市雾峰区吉峰里)北沟开凿一个防空洞库房,用以存放北京故宫文物。接着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支机构自由亚洲协会(Committee For Free Asia,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的前身)的资助下,台湾获得约68.8万元新台币(约合当时4.36万美元),这才于1957年1月建立一个占地近600平方米的文物陈列室。

这间简陋的文物陈列室,在八年间总计接待过30余万人次,并有伊朗国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年)、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年)、泰国国王普密蓬(1927─2016年)、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 bin Talal,1935─1999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ud bin Abdulaziz Al Saud,1902─1969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达治(Avery Brundage,1897─1975年)等名人政要到访,替国民党政府挣足了“文化外交”的面子。而这恰好也是美国的目的:提升中华民国形象、宣传台湾才是中国传统与现代化文明的代表地,借此达成反共效用。自由亚洲协会因此还表示愿意出资为台湾广邀东南亚的教育官员、博物馆长至北沟参观,就是希望向华侨与当地官员输出影响力,巩固台湾的地位。

为了帮助台湾争取话语权,同时也满足对中国文化好奇的国内民众,美国官民还积极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借故宫文物至美国巡回展览。原先在抗战胜利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就曾极力邀请过故宫文物赴美展出,但因国共内战而耽搁。不过等美国确定协防台湾成为冷战的前线基地后,借展故宫文物的计划又再度于1953年提上议程,美国国务院还提供经费襄助,台湾政府亦视之为讨好美国的良机。亲近蒋介石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被指派负责准备展览,其也明白地声称“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国人民的肩上……这个展览会还可以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中国的人民不但是为收复失地而战,而且是为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战”,希冀刺激美国人能由此加大援助台湾。

协助筹备的台湾中研院代理院长李济也认为故宫展品“对美国民众及各国游客之影响之深远……尤对美国议员以及政要,遇有国际问题,尤其有关中国者,须参观该馆,对其观念上及政策上不无影响”,台湾外交部更指出应“利用机会,扩大宣传”。所以尽管美国在文物损害的赔偿合约中竟订下“除非因为美国各博物馆人员疏忽所造成,否则不论是博物馆的理事、职员、雇员还有运输的海军等,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苛刻条款,台湾也只能迁就,甚至以古物无价、保险公司恐难寻、依循昔日海外借展为由,没给即将远渡重洋的故宫文物保上任何一份保单。但面临中共可能提起扣押文物的诉讼,台湾倒是手脚明快地要求美国国务院得给予豁免权,而美国也干脆地应承下来。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故宫文物遂于1961年飘洋过海到了美国,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还亲自担任展览的名誉倡导人,足见美国对此事的重视。

展览在美国展出后十分轰动,也令美国加强了“文化外交”的决心。故当台湾打算修建正式的博物馆收藏故宫文物时,美国再度透过自由亚洲协会提供巨款,解决台湾政府阮囊羞涩的困境。除了建设工程款之外,从北沟文物陈列室时期到台北故宫落成后,美国还援助过大大小小的不等金额,协助台湾拍摄文物照片或出版学术刊物,出手十分大方。

1961年,台湾替即将赴美展览的故宫文物装箱。(Youtube@British Pathé)

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这些举措在客观上有保存与促进文化之功,但归根究柢都带有反共的目的。自由亚洲协会内部就曾讨论过,“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如此“不仅可以继续传统中国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

因此,自由亚洲协会不单单仅资助故宫,连港台的民间组织或刊物、但凡有任何发扬中国传统或有利反共的,几乎都关注与挹注过经费。如赞助与订阅分赠雷震和胡适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补助徐复观的《民主评论》半月刊;另外还特别在香港成立孟氏委员会(今日的孟氏教育基金会),以免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警惕,再间接借此拨款给香港的珠海、华侨、光复、新亚等书院,而且明确要求提供“能够成为未来自由中国领导者的学生”奖学金,并鼓励前述书院于1956年合并为联合书院,即日后的香港中文大学。可以说,美国中情局利用辖下机构进行“文化外交”、“文化统战”的触角遍及港台,影响十分广泛。

打自退还庚子赔款用以担负留美基金开始,美国就十分重视借着文化与教育,培植第三世界的亲美势力与改造当地文化。台湾学者赵绮娜就发现,当二战结束后,美国又接连通过1946年《傅尔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1948年《美国新闻与教育交换法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还有脱胎自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的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最后又于1961年整合各种援助计划为《共同教育与文化交换法案》(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奖掖美国与台湾和其他地区间的学者与政要互访、留学、出版、赠书等活动。若再加上美国透过大学与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各项交流,种类就更是多元。

美国长期这样孜孜不矻地实施“文化统战”,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少拿过美国经费的台湾人都因此或多或少地对美国存有好感,甚至产生对美式民主的向往。如台北市长高玉树于1951至1952年间接受美援赴美受训,在参加美方主办的国情讲习会后,感叹此乃“我们了解民主开明政治的初次机会”,可见收效之一斑。连初衷仅是促进教育交流、以减少国际冲突的参议员傅尔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1995年),也在日后坦言这些法案在白宫的精心设计后,“不是一个为所有穷困国家设计的一般性教育计划,而是为了透过国家的重要知识领袖阶层,来影响政治事务而设计的”。因此,即便蒋介石或其他接受美援的台湾人,认为自身利用美国资金成功维护民族传统、促进台湾社会现代化、还有博取美国好感,但本质上仍堕入美国彀中、在冷战格局下服务美国利益。而更叫人痛心的是,象征中国千年文明精华的故宫文物,竟在美国的操弄下沦为反共的政治工具,这恐怕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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