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什么才是对中国70年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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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动荡,台湾2020大选波谲云诡,中美贸易战久拖不决,中国的70年华诞注定很难如主流舆论场形容得那般一片祥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就提出,对邓小平时代最好的纪念,相较于高调的褒扬与称颂,如何保证改革开放在40年这个阶段不烂尾,并推动中国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和新时代,才更为实在,也是更有担当的作为。循着此逻辑,同样地,对中国建国70年最好的庆祝,除了铺排成就之外,更重要的是总结与反思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更好地再出发。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该如何总结与反思中国70年的经验和教训?

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发展而来的“四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或许是一个切入口。因为这里的“自信”,对中国这样一个尚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甚至是将来时。什么意思呢?用坊间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恰恰是因为很多方面还不够自信,所以才需要“四个自信”。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展览在北京展出。(新华社)

先说“道路”。中国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时间倒推一百年,这可能是许多仁人志士每天都在不断思索的问题。彼时,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艺复兴以来创造的精神文明,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在“刺激—反应”模式下亦步亦趋进行着从器物到制度的现代化。期间,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者亦不乏其中,尤其是近邻日本通过全盘西化取得的成绩被很多人看在眼里,比如陈序经、胡适等人就认为,晚清被西方列强侵入是因为中国君主专制文化落后,因此主张学习西方思想行为方式,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中国还在为走什么路而踌躇不定,那么70年后的今天,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时代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了独立自主,邓小平时代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苏联解体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仍坚定走自己的路,习近平自己也说,“中国不会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的路子”。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直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同时表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70年来,中国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什么才是中国的人权理念?新华社给出的答案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实现人民的发展权作为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整体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平衡发展。”

以上这些都是很切实的,也正在打破一些人对于中国道路和人权理念的刻板认知,但“做到”的同时也要“说到”,因为在“说到”层面今天依然面临着说服力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客观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强势文化的主导权在西方世界手中,相应地舆论主导权也在西方媒体手中;但主观的一面是,过去70年中共宣传体系始终未能摆脱“左”的束缚,思维模式始终未能跟上现代化的步调。

再说理论与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共的实践中确实发生了各种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在苏联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了帮助自己的革命和政治斗争需要,多次削足适履,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意思扭曲了,既发生了抽象化、教条化的情况,更对历史阶段的定义错误认定。

回顾毛邓时代,一直面临着解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命题。在毛时代,中国尚且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属于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所以如何彻底推倒三座大山、走出封建社会,成了首要任务。由于这种理论认识,对于走资派,在毛时代是不由分说必须要打倒的,这种政策是建基于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的矫枉过正认识,让人们错误以为只有贫穷才是社会主义,越贫穷,就越接近社会主义。

到了邓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农业经济逐渐地向工业经济转变,邓小平也用辩证法阐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种说明并没有真正让社会认识到其理论原意,但由于政策很快就解放了生产力,社会财富急速上升,大家粗略接受了这种说明的科学性。但其实在当时,城乡依然处于二元对立中,不少人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依然存有困惑,却原意对理论层面的讨论稍作延后。然而,这种延后并不会是永远的,经济和生活越好,大家就会停下脚步质疑这种政策的长期性,担心中共一旦改变,将这种理论只是作为一时间的无奈之举,甚至是引蛇出洞,之后就会取消这种政策。

鉴于这样的困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动态变化,现阶段执政者迫切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深刻说明,更具说服力地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解释清楚。因为当下的中国,不仅毛邓时代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们对于二次分配的需求急剧膨胀,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有着更紧迫的理论要求。此外,信息化时代带来便捷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识的崛起,大家要知道目前的政策与社会形态是否会有足够保证,而不是会因为政治而发生较大变化。

最后是文化。虽然“文化自信”是习近平在原来“三个自信”基础上增补进去的,但其实文化层面的自信,才是一切的基础和起点。因为没有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自信,很难在道路、理论、制度上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更遑论走向自信。但正如我们一贯强调的,相较于经济层面的成就,中国在过去70年时间里,在多元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作为,却差得很远。

中国历史学家葛剑雄不久前在一篇题为《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一文中,重点回答了当前中国文化层面的问题与挑战。核心的一条便是,“今天讲文化自信,也应当包括有魄力承认自己的不足,中国文化要想走向世界,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在我们和外界联系的时候。”而且“我们现在走向世界的能力有限,原因就是我们缺少有吸引力的、核心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音乐制品。有不少我们自认为了不得的东西,到外面却没有什么人看。”

如果说“到外面没有什么人看”是传播层面出了问题,那么一些极左思维主导下的对于文化产品的限制与封杀,则是没有拎得清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比如2018年底对于宫斗剧的封杀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这样的封杀,却并非最高层之意。2014年召开且首次提升规格的中央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直言,“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016年在中央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于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解,面对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等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强调“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样才能顺应民众的审美要求以及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

中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这是我们一贯呼吁的。而当2018年9月发生中国游客在瑞典与警方发生冲突引爆舆论场之际,英国媒体也罕见地做了同样的呼吁。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值得国民骄傲与自信,但是物质的成就并不一定持久,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可持续的进步来自文化,来自体制,来自推广优秀文化和培养合格公民的国民教育。文明融合和文化更新不会自动发生,关键在于社会精英和民众需要认识到融合与更新的重要性并付诸努力。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事和最大的历史。

回到开头的话题,什么才是对中国70年最好的纪念,从道路到理论,从制度到文化,中共作为即将满百年的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今天,应该可以大有作为。但一个前提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头脑先现代化。而这,未尝不是走向真正自信的最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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