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阅兵】习近平第五次阅兵 军方高层新阵容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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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日将是中共建政70周年,也是中国的国庆70周年纪念日。中国官方已宣布届时将在北京天安门举行阅兵,而且此次阅兵将比50周年、60周年以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规模都大。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五次阅兵。中国军队的装备、军制、军容、军力,以及5年多来的军事改革成果,都将在这次阅兵中得到一次集中展示。那么,中国军改进展如何了?

阅兵展现军改两大进展

中国为此次阅兵所成立的阅兵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蔡志军在8月29日曾介绍,这次阅兵将比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规模更大,其中的徒步方队重点体现中国军队重塑重构后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近7年时间里,中国已经举行过4次阅兵,分别是201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2017年7月庆祝中共建军90周年阅兵、2018年4月中国南海海上阅兵、2019年4月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

不过,朱日和阅兵公开信息有限,两次海上阅兵外界亦未能多见,纪念抗战阅兵之时中国军改初步启动,因此这次阅兵的一大看点就在于历经5年军改之后中国军队的新式制度样式。当然,官兵的精神状态、研发的新式装备也是军改成果的表现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开始的这场军事改革,被视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领导指控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改革,是一次“结构性、革命性的体系重塑”。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王伟大校透露,改革在操作层面又被划分为“三大战役”:第一场战役在于领导指挥体制,重在解决体制性障碍;第二场战役在于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第三场战役在于政策制度,重在解决政策性问题。

进一步来看,所谓“领导指挥体制”,关键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所说的“脖子以上”的改革,包括加强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取消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等等。而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改革,则包括改变大陆军体制、裁军30万等方面。这两场战役,大体上将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架构。这两场战役都关乎中国军队的核心问题。

最终,这些改革动作都将以制度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可以良性运转的新机制。这也就是第三场战役的目标。

2019年8月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王传宝在央媒的评论文章分析称,前两大战役都“取得了预想的成果”,“有效解决了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实现我军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第三场战役“现在已经进入了攻坚期”。

由此可知,这场军事改革大体有三个阶段,目前前两个阶段已经大体完成,已经进展到第三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前两场战役的成果,也就是关乎军队核心问题的改革进展,将会在10月1日的阅兵中以某种方式进行展现。

同样地,军改前两个阶段基本落定,习近平的第五次阅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宣告中国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第一步,即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获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幅提升。毕竟阅兵将展示中国军队最好、最普遍装备的机械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装备,另外代表中国战略能力的火箭军也将以全新阵容示人。

习近平重铸全军号令

中共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已经建军92年,拥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兵种。如果算上被划入中央军委指挥的武警部队66万人(2013年官方公开数据),中国裁军后现役人数就在260万人以上。他们负责保卫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470多万平方公里水域。

对于这样一支规模庞大、战力强悍的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指挥、由谁指挥?在过去许多年里,正是在这个最大的问题上发生了问题。

曾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的上将吴昌德2016年6月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积极适应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新要求》揭示了早前军队指挥体制的问题称,“旧体制下,从总部到军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合一,很多工作往往是自我设计、自我检验、自我喝彩。”

当年10月《解放军报》的文章更称,“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这种体制(原来实行的军委总部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四总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不利于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四总部是指位于中央军委之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在中央军委的常设组成里,这四个部的负责人与海军、空军、二炮负责人、国防部长位列其中,因而也是军队高层决策成员。这些负责人对于各自部门、军种拥有相当的决策权,以及相对独立的建设权、管理权。

这种体制发展的结果是弱化了中央军委的决策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中央军委主席的领导,“党指挥枪”的建军铁律被动摇。不仅军队自身运作趋于紊乱,战斗能力被削弱,致使中国的国家稳定也出现了相当的风险隐患。

曾在2007年至2012年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军队诸多乱象和危险趋势,以及中共在十八大后整顿与改革军队的集中体现。

军改之后,目前中央军委成员包括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委员4人分别是国防部长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军委纪委书记张升民。重新组建或成立了15个职能部门,总装、总后与其他13个部门并列,共同位于中央军委领导之下。军纪委书记进入军委,以及将审计署由总后划归军委建制,诸般操作都从制度层面强化中央军委的权力和地位,进而实现军委主席负责制,巩固“党指挥枪”的原则。

正如《解放军报》文章所言,“这次改革,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门制,由领导机关、决策机关转变为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告别‘领导范’,当起‘办事员’对上直接为习主席和军委服务,对下指导协调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

另外,对地方军事建制的改革也破除了原先大军区近乎“一方诸侯”的局面。“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制式实现作战指挥职能与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使其各务本业,并且有助于中央层面的节制与联合。

这种联合不仅体现在种军兵种联合一体化,实现全方位攻防的作战样式,还体现在中央层面对各个区域人事、资源、装备、技术的统一调配,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世界在20世纪末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军队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很长时间里依然行驶在机械化的轨道之中,军事建设不仅落后于一直走在最前沿的美国,也落后于2009年开始全方位军事改革的俄罗斯。

而在这次军事改革之后,在军事架构、指挥体制、目标定位层面,中国迅速追赶上了美国和俄罗斯,某些方面可能有所超越。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新成立的军种——战略支援部队。这支部队的主要使命任务是支援战场作战,使解放军在航天、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战场能取得局部优势。

据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Francis Dunford, Jr.)上将2017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言时对美国面临的威胁进行了重新评估。2015年他认为最大威胁来自俄罗斯,而现在主要对手是中国。美方的这一评价,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军改的价值。

在1949年,中共领导下的这支军队通过所向披靡的战争取得了中国的政权。1950年在朝鲜战争上与当时堪称全球第一军事强国美国进行过一次正面较量而不落下风。如今在远胜以前的综合国力支撑下,经历过脱胎换骨般的新一轮整顿与改革,中国军队正在重现当年的声势,也逐渐展现出更强悍的战斗力。

2019年10月1日的阅兵,确实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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