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乐观到悲观的复杂变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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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无论时代背景是兴盛、战乱、衰败、复兴……其在中国的历史中都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中国也逐渐形成了一大群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并期待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之指引。时至今日,自由主义在新世纪遇到种种新的挑战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该如何去回应这种变化?新权威主义能否以代替者身份进入历史?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共识又在哪里?对此,多维新闻专访到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和自我反思。此为第一篇。【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乐观到悲观的复杂变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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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今年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同时也是六四的30年。我们看到,在这两件历史事件的背后,自由主义的启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中国社会中从西方引进的思潮,自引进之初便影响中国深远。

陈纯:是的。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开始被引入中国,是严复和梁启超,或者是更早的王韬、郑观应。之所以引入了这一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谓的与西方的“接触”和西方的“入侵”。这些早期的知识人主要以介绍自由主义为主,不过他们起初并没有直接提出“自由主义”这个词,只是将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和原则介绍到中国。这种思潮对百日维新、清末立宪等现实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不过个人认为,这一波先行者对自由主义的介绍,并没有太多思考这种思潮如何在中国落地、发展等问题,他们的探讨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并且也没有具体区分自由主义在诸如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当然无需苛求,因为当时也并非严格在学理层面的探讨,而仅仅是引进和学习,没有必要严格区分。

民国时期,至少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我更愿意将这时期为中国引入自由主义思潮的人称为泛自由主义者,他们基本上都认同西方的政治制度、文明演变趋势。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被引入中国。引进这些思潮的初衷,都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只是,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区分原则的正当性和实际效用问题。

后来马克思主义登场,以及更多的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等同时被引入,自由主义逐渐边缘化,也渐渐无法吸引大众,探讨则主要停留在知识人内部。当然自由主义的边缘化也与国民党——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三民主义有关,因为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最后自由主义(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其中也掺杂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最后历史证明,第三条道路没走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能选边站,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相较于国民党,共产党显得更进步一些,于是选择留在大陆。而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或许作出选择的原因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警惕。

1949年-1978年之间,自由主义在大陆几乎灭迹。在台湾则是另外一条演变路径,在此不作详述。事实上,当时在大陆,已经不是自由主义能否存在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能否有尊严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存在的问题。

1978年之后,自由主义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而八十年代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当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一种共识,即中国要再次向西方学习,重新引进西方文明。

此时引进的思潮也有20世纪最新的思想成果,包括萨特以及海德格尔等20世纪的思想家。有趣的一点是,当时知识分子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解更多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下,并作出偏向自由主义的解释。从当时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种特征,而如今一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当谈及海德格尔和萨特,他的理解也存有非常重的自由主义味道。

中国80年代思想的繁荣,诞生了一些本土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比如李泽厚。之后也有甘阳、刘青峰金观涛夫妇等。转折点在八九事件。对于六四事件,客观去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全部都对学生行动予以同情,支持学生上街。比如李泽厚就曾呼吁学生要冷静,用温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也是在此事情之后,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发展出一套告别革命论,我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中有详细描述。这一套论述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等领域的内容,在90年代对倾向改良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强吸引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知识分子发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多维:我们注意到,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谱系和派别,在中国同样呈现出各种类别。比如如今在风口浪尖的新自由主义。

陈纯:我个人不太惯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事实上它的主要代表就是撒切尔和里根上台之后的一整套政策,我更愿意将其称为右翼自由主义思潮,或者它是我认为的自由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秉承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而美国罗斯福新政秉承的强调政府调控的自由主义,当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也有将其称为新政自由主义。

多维:你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左翼自由主义,它与新左派之间有什么差别?

陈纯:在我看来,新左派是一批接受了西方后现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分子利用这些理论去批判资本主义,我认为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放在中国语境之后,仍然用这套理论去批判中国,如果用于批判当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与权贵的结合的情况,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中国新左派更多的是批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我就不太认同了。当然这里不否认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还有需要担心的是,如果新左派的批判主要方向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有可能与中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相结合,最后变成仅仅用于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不行的理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左派很多人都在论证中国国家能力有多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去看,会认为新左派起到的作用是增强了体制的信心,将体制拉入自由主义相反的方向。

左翼自由主义则与此有明显的差别。早期的左翼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秦晖教授,当然他并没有自我承认这种身份。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到,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有官方背景和联系的人极易利用此官方关系谋求利益。这一点与新左派有些许相似,认为市场化过程中会存在不公正的。不过与新左派不同的是,秦晖教授会更强调政府的权责平等,即如果政府权力足够大,就应该负担更多的社会福利,相反则承担的少,可将一些回归到社会和市场。

基于此大概可以总结,左翼自由主义的原则即要强调自由,也要强调平等。而非如新(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保守主义更倾向的自由优先于平等,甚至不认为需要平等,担心这样会压抑自由。

左翼自由主义本质上也是外来的一种思潮,源远流长,其最著名的版本最早由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开创,经由香港和台湾的学者的传播到大陆。大陆的新一辈的左翼自由主义学者有周濂教授、许纪霖教授、刘擎教授等,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教授,这一批学者都从做英美政治哲学出身,受到罗尔斯的非常大的影响。如今我认为,左翼自由主义需要将理论结合于目前中国的实际,并且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左翼自由主义者如今会关注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女权问题、工人维权话题。也从这些具体问题中思考,政府、社会需要提供怎样的制度、法律以及组织去保护这些群体的合法权益。也因为这种立场倾向,左翼自由主义在出现之后往往被右翼自由主义者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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