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新自由主义的当代之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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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70年以来,历过失败的实践,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力与日剧增,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总结经验之时,有一种思潮,即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需要认真讨论。我们曾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视作对立面,但也有声音称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潮,进而引进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无法取得如今的成绩。时至今日,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如何理解西方自由主义,尤其是当新自由主义在当代遇到问题之时?对此多维记者专访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朝龙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揭破当代自由主义之疾。此为第二篇,共三篇。

多维:中国自19世纪末开始接触自由主义,并不断有知识分子去传播甚至去实践自由主义,但总以失败而告终。自由主义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宋朝龙: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中国水土不服。自由主义仅仅在极少数的土地上,如美国这样的世界体系中心,才会兴盛。因为真实生活的图景并不是自由主义所描述的抽象自由,而是金融资本积累主导下所呈现的现实经济社会关系。

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对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的垄断,通过推动产业、商业、信用革命来积累,通过引领、占领科学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来积累,另一方面金融又极度的寄生性和腐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寄生者阶层势力膨胀、人数增多,造成劳动力成本和产业经营成本的增加,造成中产阶级的贫困和衰落,造成一个普遍的债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造成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衰落。

金融资本的积累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自由主义只有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在金融资本的上升期,才会体现水土符合的情况。即便是在金融资本的核心国家,我们看到的是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交替的历史,而非自由主义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

多维:21世纪是否是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场较量?

宋朝龙:事实上,把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社会体系都看作专制主义,这本身就包含着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因为在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下,只有自由主义才是符合自然法的,其他的思想体系都是非法的,都是违反自然理性的。自由主义把和自身的形式自由的规范体系不同的其他观点,都看作是蒙昧主义、专制主义,看作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其实从本质上去看,自由主义虽然提倡市场自由竞争、自由所有权、最小国家等原则,但实质上,自由主义包含着否定自身的要素,因为自由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而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和寄生性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化,造成了社会的失序,从而造成了民粹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可以说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正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自由主义存在两种,一种是学者的,一种是现实中的。学者的自由主义的确是从理性人和自由人出发,进而产生了一套理论,他们只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作为现实中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所演绎出来的形式自由的规范体系稍有不同的。从金融资本积累的角度,自由主义主要有这样一些政策:私有化、自由放任、极小政府、基于霸权的稳定。

可以说,自由主义只看到金融资本积累的好的方面,并将此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马克思将形式自由看作是资本运行关系的外在表现。自由主义之下基于自由的契约都是自由市场,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反自由市场的金融垄断资本。这就是自由主义内在地存在着反自由要素的表现。

在中国,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经济,利用产业和职能资本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这是必须认可和接受的。只是从自由主义视角和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同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诞生在民主运动之中。而在民主运动中,中国要改造经济体系中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官僚买办资本,用马克思描述1848年民主革命的语言,也即要改造经济体系中的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以此解放劳动者和自由竞争当中的产业资本。可以说,自由市场并非只是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它能与社会主义结合,或者更准确来说只有将土地、银行、战略产业等等从个人寡头所有转化为社会联合所有,才能保证中小资本的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

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初步探索之中,仍然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管理者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也都在紧锣密鼓地治理之中。

这个时代真正的冲突并不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虚假的表述。真正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金融帝国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与金融资本主导的投机性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对立。

多维: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的模式。而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就是这种矛盾的最直接体现。而信奉“小政府、大市场”的香港特区政府,以为可以“无为而治”,慢慢被大资本家裹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谋。

宋朝龙: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和制度框架之下,公共权力极度衰弱,在国债制度的支配下,公共权力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公权力直接或间接落入私人手里。

香港是学习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代表。在香港所践行的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大陆的学界也有影响,这种思潮所推荐的房地产模式,也影响了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样貌。在香港问题出现之后,大陆学界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香港的问题与美国的问题,英国的脱欧,有一定的类似之处。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地产、金融资本的膨胀对市民社会形成了一种剥夺性、寄生性的积累机制,导致社会的贫困化,失去活力。香港反修例的主体是香港底层民众,是一场民粹运动,然而这群人并不真正认识造成自己如今处境的真实原因,于是很容易归结于族群矛盾。香港希望离开大陆、英国要离开欧盟、美国要脱离世界贸易体系都可以解释为这种逻辑,都是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导致的,但运动的主体不理解这种关系,被蛊惑和利用,寻求替罪羊。

在对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遏制上,新自由主义制度理念下的那种极小国家、最小国家,是无能为力的。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主权下的积极国家。在遏制金融投机以及地产等寄生性积累中,中国近些年有一些不错的表现,例如在金融领域、国有企业当中,加强其作为社会联合所有制所应具有的属性和职能,遏制地产投机等。

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下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的自由。而解决实质自由的办法,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银行、土地、辛迪加等规社会联合所有,社会联合所有在一定阶段采取国有制,同时采取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在从寡头个人所有制向社会联合所有制转化的过程中,银行向社会联合所有制(暂时通过国有化)的转化至关重要。事实上银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是一个计划机关,只不过他们的计划是按照投资银行和金融家的利益的。如果银行国有化之后,银行就能通过扶植国家战略产业。国有化过程也并非完全是暴力剥夺,它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解决。

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国在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主权统一之下的行政性分权制度,形成了主权统一之下的分权制衡制度。经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治制度对主权统一,又进行了基于人民民主的改造。这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是把主权本身分裂为几个部分,使国家能力削弱,加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完全私有化和自由放任,更使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使国家处于衰变之中,无法解决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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