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证者】马津龙: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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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70年之际,多维新闻策划采访系列人物,以人物视角讲述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变迁历史。第一位采访到的是“温州模式”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温州学者马津龙。

马津龙1949年出生,即“共和国之同龄人”。作为温州人,他对家乡的变迁是了解的。而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长期任职于温州市体改委和市委政研室的身份,让其成为对温州模式最为了解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改革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回顾他的人生70年,从温州看中国,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历史章节?此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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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先从您的小时候求学的经历讲起,是如何走向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之路的?是顺势而为?契机?还是个人理想的实现?

马津龙:在传统体制下,每个人的“出身”“成分”(这是从上小学开始经常要填写的各种表格必不可少的栏目),乃至“户籍”,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子孙后代的出路。身份制度不仅压抑了个人自由,而且造成了全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损失。

1960年代初大饥荒,当时中国实行部分城市人“下放”的政策,我的小学班主任陈新恩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而被从温州市区“下放”到平阳县鳌江镇。他是温州重点高中温一中的高材生,没上大学很可能也与“成份”有关。我是他在学习上最满意的学生,临别前特意送我一本《学什么,怎样学》,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启蒙”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我在中学期间就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一方面是由于从小养成了对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由于当年这类书最多并且可以免费分得。当时没条件买书,我经常在新华书店、古旧书店站着看完一本本“经典著作”和其他书籍。记得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就是初中时站在新华书店的玻璃柜台前读完,并且背下了扉页上的献词和书中的不少警句的--我从小至今都有背书的习惯。

我是“文革”初期的温一中“老三届”。“文革”十年大学停止招生,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第二个儿子刚出生,根本无法参加高考,尽管我比较善于应付中国这种死记硬背式的考试。

多维:恢复高考的确是中国那一代人人生命运的转折点。那么您此时的选择是什么?

马津龙:1978年温州市委党校(当时的市委叫地委,下同)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招收“文革”之后的第一期理论班,我以全市最高分被录取。除了学完规定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外,我在党校图书馆大量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是后来从新华书店买来并反复研读的。记得其中有一本是1960年代初内部出版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这里说句题外话,其实这本书与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关系,却莫名其妙地用了一个敏感的副标题。

次年结业前,市委组织部调我到团市委的调令已经发出。党校校长杨珂问我究竟是选择从政的团市委,还是从事教研的党校,我明确表示选择教研。于是,其他学员基本上都成了党政干部,而我成了唯一被留校的学员,分在经济学教研室。除了党校的教学任务,我还承担温师院毕业班一个学期的部分经典著作课程。

党校每个教研室都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已经翻译到47卷),我发现基本上没人翻过,于是干脆搬到自己办公室,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从党校开始直到从市委政策研究室位置上提前“退二线”,我基本上晚上和休息天都在办公室学习、工作的。我习惯于长时间不停顿读书,不太厚的一本书经常是一次性读完的。

多维:对于您来说,当时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应该始终是遗憾的。

马津龙:的确,不过之后我的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1980年代初,当时的市级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以工代干”青年人,有一个浙江省内包括省委党校的考大学机会。省委党校成为很多人的首选是因为这是通向仕途的捷径,但我选择党校是因为,所有浙大、杭大等正规大学都是大专,只有省委党校特设的经济学理论班是以已经具备大专学历为报考条件的本科班。当时市委组织部已经通过让我担任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的考核,而教研室教员有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的。我是以满足大专同等学历的规定条件参加考试的。最终我是以全省第二的分数被录取的。

在省委党校,我学完了经济学、经济管理及其相关的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统计学、部分运筹学、线性规划内容,以及会计学,大学语文、形式逻辑等课程。

由于这个班学员原先的外语基础大都是俄语,我们的外语课采用的是人民大学版的4卷本《俄语》。结果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了一门没用的外语而成了外语盲。

如果是纯粹应付学习,那几年我可以像伯尔的微型小说中的“富翁”一样在西湖之滨优哉游哉。如果用于研究,省委党校却也给我提供了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我睡的是全班唯一多出来的单人房,图书馆管理员是我高中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陈植锷的夫人(编者注:陈植锷,北大博士毕业的宋史、宋诗大家,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与刘再复、丁学良等人一起获得《中国社会科学》表彰的青年学者),借阅的书多达几十上百本,来访的浙大、杭大学员羡慕不已。他们睡的是8个人的格子铺房间,一次只能排队借一本书。

党校期间,我在《浙江省委党校学报》上发表了《农民致富的新途径--关于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的调查报告》,最后半个学期还集中精力写了作为毕业论文的《现代化建设与人才引进》,该文发表在胡耀邦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创办的的《理论动态》上(编者注:《理论动态》一期只发一篇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最有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就是发表在该刊上的),《中国人事管理》、《管理现代化》和《解放日报》等多家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

多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篇文章。大学毕业之后的您,做了怎样的改变人生的选择?

马津龙:省委党校毕业前夕,温州市委党校上报我为党校教育长,市委常委会在讨论时把我换到了分量更重的筹建中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位置上。我与当时的市委常委都没有人事上的联系,甚至没见过书记、市长,直接从普通教员提到副县级的职务上,只能解释为当时这个位置急需一位年轻人,而我早就通过教研室负责人的考核,党校有个上报教育长的基础,又在省委党校做过有关温州模式的报告和发表过文章--当时温州机关干部中不大有在正规刊物上发文章的。

记得市委组织部长约我面谈时,我表示宁愿在党校搞研究而不愿到机关从政。她说常委会已经定了,再说政究室和经研中心也是搞研究的。

事实也是这样。我从政研室到体改委再调回政研室的20多年时间里,长期担任的是分管研究的副主任,即使在担任正主任期间,我也把行政事务交给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而只管潜心调查研究。研究报告主要体现在与“温州模式”有关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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