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证者】马津龙: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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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70年之际,多维新闻策划采访系列人物,以人物视角讲述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变迁历史。第一位采访到的是“温州模式”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温州学者马津龙。

马津龙1949年出生,即“共和国之同龄人”。作为温州人,他对家乡的变迁是了解的。而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长期任职于温州市委体改委和政研室的身份,让其成为对温州模式最为了解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改革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回顾它的人生70年,从温州看中国,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历史章节?此为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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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对于个人而言,有哪些对您人生属于关键节点的瞬间?中国70年历史的起承转合,在您个人经历的映射是怎样的?

我是一个极端理性而缺乏感性的人,人生过程中不大容易出现数学意义上的“拐点”式“关键节点的瞬间”。我不相信三十岁前后所谓良心和头脑的说法,无论是丘吉尔所谓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还是梁文道所谓的信还是不信社会主义,无非是用自以为的有良心掩盖没头脑,抑或是用自以为的有头脑掩盖没良心。

要说节点,中国70年的社会进程倒是有一个节点,即区分中央计划经济的前3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后40年的那个“三中全会”。我是完整经历了70年的全过程,并且亲历了后40年的转型,或者如你这里所说起承转合——现在看来这场制度变迁同样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斯因为路径依赖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曾经有幸在2008年的芝加哥大学研讨会上结识他和科斯、蒙代尔、福格尔等诺奖大师。

我之所以积极参与温州这场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的改革,也是70年的社会进程在我人生经历的“映射”。

中国不少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说自己也曾坚信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和市场经济的“水深火热”,但我总怀疑他们的说法是否真实。因为真正坚信的人是很难改变的,像那些至今犹唱“文革”遗曲、还跳“忠字”广场舞的遗老遗少。40年前当然谈不上改革意识,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毕竟让我接触到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人的记忆特别是对早年的记忆,往往具有事后美化的作用。由于我的理性且记忆力很强,对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包括酱油、食盐、火柴更不要说粮食、布匹、煤球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始终记忆犹新;几十年饿肚子的感受,更是历历如昨。在大学因“文革”而停办的情况下参军的那几年,虽然参军已是当年难得的出路;亲眼见识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真实生活,例如人拉犁;亲耳聆听了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我当时以为只是安徽的现象,后来才知道河南、四川更严重。

建国以来运动式斗争带给人们的恐惧,也直接间接有所感受。这是我改革伊始就对计划经济旧制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也是我对企图复辟计划经济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的原因。其实,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

“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可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白纸黑字,也是当年的共识。

至于我早在1980年代就公开鼓吹民营经济、市场经济,除了理论和实践上对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有一定的认识之外,主要得益于较早参与温州模式和温州改革的调查研究、政策咨询和方案设计。温州改革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雄辩地证明了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正如央视曾经对温州评上“中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的颁奖词所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也坚定了我为推动这场改革略尽绵薄的决心。”

多维:刚才您提到中国70年的社会进程有一个节点,即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前后两段历史,习近平有过经典论述。而在社会中,有人忆苦思甜,获得了如今的幸福感;有人只看到过去的苦难,以及如今社会中的不如意,幸福感极低。如果有人问您,您幸福吗?您如何作答?

马津龙:幸福不幸福与制度密切相关。从制度上说,以往的7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前三十年,从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直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0年里大规模的运动式斗争不下50次。对于以斗争为幸福的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幸福的30年!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头第一句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

即使在物质上极度匮乏,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有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有文革带来的破坏和恐惧,人的记忆特别是对早年的记忆,往往具有事后美化的作用,从而会有“青春无悔”的说法,会有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何况还有所谓的“幸存者偏差”。

我是一个思维方式极端理性的人,既不会因青春本身的美好而美化记忆,也不会受“幸存者偏差”的误导。但前三十年的经历,对后来人生的影响也未必都是负面的。粮食的限量供应给我留下几十年吃不饱的深刻记忆,也使我没有患上后四十年出生的人天天吃饱吃好而带来的富贵病。这辈子连自行车都没买过,上学、上班都是快步当车,也使我享受几十年步行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早年的艰辛经历,形成了“支配着我的一生”的“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编者注: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着》中称,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举解决了前三十年长期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最终取消了生活必需品的凭票供应。改革开放前,温州作为沿海城市,城乡居民的收入竟然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有“平阳逃荒要饭、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由于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温州一开始就走在脱贫致富的前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跻身全国前三,直到2008年才被上海挤到第四位并维持到2012年。当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排名显然不包括那些家财巨万、富可敌国的腐败阶层,因为其中一个人的“收入”很可能超过全温州城乡居民家计调查样本的总额。

中国人谈论幸福,往往只关注GDP和居民收入。其实,GDP和居民收入只是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何况并不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更大意义,是打破原来的身份制度,实现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阶级路线、城乡分离、户籍制度,决定了一个人一生属于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基本上与生俱来、命中注定。而不同人的人力资源禀赋上却是无限差异的,有的人适合当科学家,有的人适合当艺术家,有的人适合当企业家,也有的人适合当政治家……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基本上就只能当农民,而且具体干什么农活都是被规定了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给计划经济身份制度下最低阶层的人群,相对提供了在经济领域按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进步社会的进程就是一个追求身份自由——契约约束或者说制度约束下的身份自由--的进程。不同社会进程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社会的人群追求身份自由的精神差异,以及对自由精神宽容程度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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