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习近平在四中上究竟要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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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习近平“二次改革”重要步骤和关键一环。(新华社)

“社会主义制度”和“第五个现代化”,是这次即将召开的中共重要的四中全会的关键词。10月份召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定为“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可以预期,在为期4天的四中全会结束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正式出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习近平时代的演进进行顶层设计。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不再聚焦某一具体领域,而是直接拔高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第五个现代化”,有其历史必然和现实意义。多维新闻在中共十八大时在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就曾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人对其信任大打折扣……要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明白它如何适合现代的中国……才能让人们心悦诚服地继续接受它。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是历代中共领导人都要回答的“百年问卷”,现在习近平要明确给出属于他这个时代的答案和顶层设计。四中全会即着眼于对上述问题进行阶段性理论总结和系统性理论构建。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四中全会,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能从一个侧面明白什么是习近平心中的社会主义。

历史阶段性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共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命题进行系统谋划和阶段性理论构建。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向新晋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什么地方。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

通过制度上顶层设计和理论上的开拓,将现代化赋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共过去一个阶段和未来政治理论构建和制度建设的重点。2013年秋,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全面深化改革,这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次改革”,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行的顶层设计。会议正式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多维新闻将之归纳为“第五个现代化”。中共承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5年之前的上一次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提到了中共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此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开始提速,尤其是在规范行政权力,建设法治政府上效果明显。期间也有一大批社会焦点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和平反,中国社会的法治状况的改善得到了普遍认可。这也为中共继续推进“二次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和制度依托。

2018年初,在当年的“两会”前夕中共打破惯例,连续举行了两次中央全会——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通过了启动修宪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议。这被习近平定义为“二次改革”的第二阶段。“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2019年7月,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习近平称“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即将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回应了6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定的既定改革总目标,是习近平“二次改革”重要步骤和关键一环。这是第一个层面。

从更深的层次讲,中共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局,需要重新对于“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发展和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中共标榜自己实践走在理论之前的口号,但也正是因为30多年的注重实践,忽视理论构建,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中共在社会主义理论层面,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系统性理论总结。因此,在执政7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要求。中共十八大后,执政层面更多的进行和强调顶层设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二次改革”方案,十九届三中全会进行的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为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的构建进行必要准备。

中共“两个一百年”——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都将在并不长的时间内接踵而至。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百年确实是一个足够长的时期,来进行阶段性理论总结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多维新闻便做出了这样的断代和判断。现在看来,多维新闻中共历史“毛邓习”的政治论断依然具有前瞻性。当然,这里的论断并非指个人权力,而是基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作出的科学预判。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质变。(Reuters)

毛泽东在属于他的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从积贫积弱和列强奴役中“站了起来”,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然在这个阶段犯过“文革”等严重的历史错误,但还是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确立了政治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有益经验,这些制度构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邓小平时代通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并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期得到了发展,让中国“富了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

社会主义中国的接力棒交到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让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就是他们不可回避和当仁不让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需要的另一次历史征程。“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共的历史阶段进行的“断代”。作为“红二代”出身、信仰坚定的“红色”政治家习近平说:“当站起来、富起来已获解决,强起来即成为当前中国的新挑战,要做好在思想上、理论上、制度上的一系列准备。”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准备,习近平从2012年十八大正式接棒之后就开始进行,而且主线明确,脉络清晰,具有完整的系统性,“一张蓝图绘到底”。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中共党章。习近平成为继毛邓之后,在中共理论体系出现的第三个名字。在此之前,中共理论体系中,以名字冠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之中既有政治理论上的传承,也是政治理论上的开拓;既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为了推动未来的发展。现在中国内部和外部所面临的挑战仍然艰巨,如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以及中美贸易战等。但这些都属于事务层面,只要应对得当,并不如此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性重构,与西方的“文明战争”——价值观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内部思想与社会价值观的统一等,才是整个挑战之艰巨所在。四中全会要解决的,必然是后者。

百年大变局是重要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中共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表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两年前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官样文字”,结合习近平“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读,可以看到更多、更深刻的意味。

20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因为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轰然倒塌,一度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共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最近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当整个世界走向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潮的重新活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当西方老牌的《经济学人》都开始讨论“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讯号。而过去40年,中国恰恰以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通过高度融入西方主动的世界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和持续的崛起,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国家陷入保守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时候,中国则“反客为主”扛起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倡导打造联通东西方“一带一路”经济带,并提出了打造“人命运共同体”——这一不同于西方排他性国际政治文化,旨在实现各国之间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理念。

中国崛起也正在挑战过去接近两百年的世界利益结构,二战之后的世界战略平衡被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所打破,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形势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战便是这一局面下的衍生产品。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至关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赢下中西方的“文明战争”与“制度战争”。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尽管中国绝对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国经验可以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之间的竞争,而其他各方面的竞争,往往只是制度竞争的不同侧面表达而已。

过去几十年,西方民主国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强硬嫁接给不同文化、宗教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仅难以成功,甚至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更为关键的是,西方数百年来所相信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在实践中却反映其无法解决人们根本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与公平正义的实现,无法达成。与其相生相长的自由经济模式,亦遇到了制度与理论的瓶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复发让西方发展陷于严重的不确定性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方案”。

虽然这让世界看到另一种制度与价值体系,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所含有的可能性。但是,因为中国在这崛起过程中所秉持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是与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迥然不同的。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国如何能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与稳定。当然,很多人也一直看不明白,或者不愿意看明白中国的制度优势。正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专家郑永年所说,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如何让这套新制度成为系统性的理论,便摆在习近平面前。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共四中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另一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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