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千年大计”是光环也是包袱 雄安发展的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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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深圳经济特区,是当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选择的经济发展龙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是江泽民涵改革思路的载体,胡建涛则是延续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已经和邓江胡等时代不同。所以,今天的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与当初的深圳和上海完全不同,这两个地区曾经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今天的雄安新区也不存在示范与模仿的关系。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中国栏目《“千年大计”是光环也是包袱 雄安发展的三重压力》。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北京时间2019年9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河北调研,期间现身雄安新区。(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共通过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及群众联欢活动,某种程度上确实提升了中国国内民众的国家自信,但是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是中南海高层案头最重要的国家大事。

众所周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三个地区。目前来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被7月初印发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框定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珠三角的核心引擎深圳,被官方8月出台的文件宣布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但是位于环渤海经济带核心区、2017年4月一经亮相就被官方文件称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的雄安新区,仍然“风平浪静”,至今未能呈现出某种“雄安奇迹”以迎合外界的期待。

整个2019年9月,频繁的中央大员考察以及雄安“大换血”式的官员更替,更是加重了外界的疑惑和猜测。近期雄安新区的种种迹象,是中央不满的一种表达,还是雄安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因事设人的正常人事更迭?属地自身客观条件是否也在影响雄安新区的发展?不管是哪种可能,雄安已经不会继续如前期那般平静。

雄安近期不平静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整个2019年9月,从副国级到正部级,多位中央以及部委官员“扎堆儿”考察雄安。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9月6日,负责教育医疗的副总理孙春兰考察三天后,雄安集团官网公布《雄安大学主校区校园规划设计1标段(规划与建筑概念初步方案)投标邀请书》,因为外界一直有声音质疑雄安建设缓慢,所以孙春兰的雄安之行明显带有“督促”色彩。9月4日微信公号“京津雄城市群”传出的一份雄安新区12名官员集体大换血的传闻,更是加重了这种色彩。

孙春兰2019年9月3日考察雄安。(央视网视频截图)

被传调任的12名官员名单中,雄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成、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牛景峰和河北容城县委书记商少璞等三人调任他职的信息已经得到官方消息印证。刘春成已于9月2日担任河北省科学院党组书记;牛景峰9月3日转任河北工程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容城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戎华奎9月6日升任县委书记,商少璞“另有任用”已是板上钉钉。

可见,即便此次雄安新区官员“换血”部分信息尚未证实,雄安官员大幅度变动之说基本坐实。无论这种变动是因为官员执行不力引发上级不满,还是近期各路大员频频考察雄安代表中央实行督促,抑或另有原因,雄安新区的发展并不轻松已经是观察者眼中的事实。

高起点也是压力

从2015年2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设新城,到2017年4月中国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作为这一国家工程的推手,多次要求将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来对待,要一张蓝图绘到底,规划好每一寸土地的使用。

2017年2月,雄安新区的设立尚未被官方公布、习近平提前到河北实地考察时,就指出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雄安新区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告诫各界对雄安新区保有耐心。

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时,强调“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2019年1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三天奔赴包括雄安在内的京津冀三地考察,最后一天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再次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为此,雄安新区的建设不可能再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建立之时一样,在建设中规划,规划中建设。从今天来看,中共高层的这些警示和要求,未必不是事先提醒相关官员要禁得起“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挑战与外界舆论误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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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容易画 实现多艰难

为了达到中南海要求的“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作为主体责任的河北省在2018年4月提交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这样一份纲领性文件后,还制定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以及《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雄安新区建筑风貌导则》、《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和综合管廊集成建造导则》等涵盖建筑、街道环境、地下空间等在内的“1+4+26”规划体系,可见规划之严密。

但是,在中共的蓝图规划与地方的执行层面仍然存在衔接不到位的问题。这表现在从2015年开始至今的四年里,“雄安新区”在中共高层案头仍然只限于战略决策阶段。具体到选址、工程规划等,中共中央虽然指出了大方向,但是需要执行层官员提交具体的操作方案。

在这个过程当中,执行层官员能不能领会中南海“千年大计”所指,能不能实现中共高层心中绘就的“雄安蓝图”,是一个很大的考验。2018年2月新华社就曾在一篇报导中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是经过反复修改完善的。这种反复修改,既显示出中共的重视,也说明执行层和战略规划层之间的认知差距。

“雄安新区”诞生的同时,中共便调遣具有深圳特区经验的许勤候选河北省长,兼任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种安排当然有希望这些官员将过往经验投射到雄安新区建设的高层期待,但是,从顶层设计开始,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与当初的深圳特区和上海自贸区完全不同,这两个地区曾经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今天的雄安新区也不存在示范与模仿的关系,所以,部分官员过往的“经济经验”并不适用于雄安,雄安的成功与否也不能以深圳与上海自贸区曾经的标准去评断。

“一张白纸”的优势与劣势

雄安新区是在整合河北容城县、雄县、安新县的基础上设立的,在这里建设一个“全国标杆”城市,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

虽然雄安的规划建设调集了中国最优势的资源投入,包括中国城建、规划高校、专家学者齐聚雄安研讨、论证,上海的规划设计官员到雄安新区挂职。但是从雄安新区的自身禀赋来看,需要对雄安三县33个镇、637个村100多万人口进行迁置,还需要在规划要求的70%的蓝绿空间,30%的建设用地的绿色标准去进行自然改造,这些无不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前期准备。

还有,作为中共高层选定的“新区”,雄安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房地产行业资金的流向变动,当初官方刚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就有大批炒房者蜂拥而至,以至于远在芬兰访问的习近平遥控指示,“务必系好新区规划建设的第一颗扣子。”

在中共的规划体系里,雄安新区的进程应有既定的节奏与逻辑,但是再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规划也难以逃脱时代和现实的局限性。一如习近平所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雄安新区的规划到底是能达成最大的效益还是浪费抑或忌讳,需要从决策到执行系统的中共官员把握时机并做出准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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