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中共治理能力需要怎样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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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9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料将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论述的重点。(新华社)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到即将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聚焦,习近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盘棋的布局正在变得清晰。如同多维新闻在六年前所言,与此前四个现代化侧重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不同,“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一场需要“化学反应”的形神兼备的现代化。当治理体系经由一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得以初步完成,那么中共庞大官僚体系如何完成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了摆在这个即将满百年的大党面前的课题。多维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

多维:作为长期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学者,你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共治理方面的问题。对于习近平所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六年的实践检验,以及接下来意欲实现的“化学反应”,你有什么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顾清扬:我特别欣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的关于国家治理的两个现代化,因为这说到了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前中国发展的典型特征是在实践中摸索,(一项政策)往往是从地方性的探索开始,再逐步推广到全中国。在曾经的那个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今天,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已经有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了,不能仅限于“摸着石头过河”,还要用更加系统的方法论方式来处理各领域的发展与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非常到位,过去六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在进步,比如我们看到中共党内机构与中国国家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

但以我个人的看法,目前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这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解读。第一,中国所面临的“改革深水区”,其中还有大量的矛盾要调整、解决,目前中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还远远不够。第二,从国际关系上讲,特别是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中国要应对这个复杂、多变、难以预期的外部环境,内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变得极其重要。我很早就提出过,在贸易战中,中国的主要对手不美国,而是在于自身能力的夯实与提高。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如果有足够好的“内功”,即便遇到一些短暂的困难也都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到位的话,外部的任何小动作都会让中国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已经实践了六年,我希望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特别是在落实方面,包括扎扎实实地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方面可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多维:一些观察者也有类似的看法。7月召开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习近平做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发言,给外界的观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已经来到两个不同阶段的更替节点。他在发言中提到“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似乎在释放某种信号,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治理能力现代化”会是中共部署工作的重点。

顾清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确实会有一个顺序或者层级的问题,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架构、体系,需要优先考虑、优先实施,有了这个体系才能谈治理能力,这个顺序我觉得是对的。

在治理能力方面,习近平用了“化学反应”这个词,我们知道“化学反应”是不同元素排列组合生成新物质的过程。

多维:而不是各种元素的简单堆栈。

顾清扬:对,所以说治理能力需要通过“化学反应”来到达现代化的程度,比如说让各级主政官员通过学习等方式,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共识,让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逐渐提高。现在的确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

多维:你所说的“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包含哪些方面?

顾清扬:关于治理能力,我觉得政府的前瞻性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各种潜藏的危机让“灰犀牛”的出现概率提高,因此提高判断与洞察的能力非常重要。我所见过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政府或地区政府,无一不是在把握大趋势、预判危机、掌握民众诉求等方面做得比较出色。有了这种前瞻性,才能很好地评估所处的环境,及时预防风险,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做出战略应对。

治理能力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政策分析的能力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在一个国家当中,各级执政者通常会在一些重要的战略选择或者解决方案中间进行权衡取舍,进行反复的比较,到底哪一个方案、方法是可以最有效、最公平的达成目标,这对执政者与政府组织机构是一种考验。

而在政策分析能力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当中,最核心的是学习能力,就是如何能从全世界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启发,不断提升自身的政策分析能力,不断优化解决方案。这样的学习能力很大程度来自于执政者的国际视野,学习全世界的优秀理论,从各国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要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以及中华文化历史源流中总结有益的经验。

学习能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AP)

顾清扬:治理能力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执行能力,即组织起合适的框架、经费、人力等作为保障,用以执行预先设计好的战略或政策,确保可以应对挑战、务实地实现每一个目标。

在中国的公共部门中,公务员队伍对国家政策与战略执行的连续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国政府现在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助社会力量发展出各行各业更加具有专业性的组织,来辅助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执行。只有公务员队伍作为单一执行体系的话,很难保证执行过程中的专业性与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需要在各个领域培育具有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社会组织,这方面中国目前还比较欠缺。

多维:特别是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公共部门尤其需要发挥“杠杆”的功能,用政府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激活市场与社会的无限能量,使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

顾清扬:没错,但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政府“孤军奋战”,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财政与编制,却未必每次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毕竟这些资源是有限的。

顾清扬:当然,在一个国家共同治理体系中,强调社会组织和市场参与不可或缺的同时,也需要强调政府在其中的领导与决定性作用,否则整个社会治理可能趋于空心化或是一种涣散无力的状态,那同样也是不可取的。这考验的是各级政府的协调能力,即怎么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执行能力的另外一个角度,是执政者能不能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包括公共秩序、安全、法律等。如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是缺位的或者不足的,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监管能力。应该说中国各级政府都具备足够的监管能力,但是怎么处理好有效监管与发展创新的平衡,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或者是政府的监管方式过强,抑制了行业或社会的发展创新,或者是监管缺位放任所谓的“创新力量”,比如互联网金融、生物科技等领域出现过的一些例子,两者都是不可取的。执政者要努力追求监管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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