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深圳上海“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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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中国栏目《深圳上海“双城记”》。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仅仅相隔数日,中国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两份对中国两个标杆城市进行新定位的文件。一个是深圳,在8月9日北京出台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所描绘的愿景中,深圳将被打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是北京高层对这座城市寄予的希望。几天前的8月6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发布会宣布,上海自贸区将实现在更高自由化程度上的扩容,在名为“临港新片区”中,北京高层将进行一场更高程度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试验。

这是一场两座城市围绕建设“全球城市”的竞赛。早在一年前的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上海的建设目标。此番深圳被确立建设“全球标杆城市”,让两座城市拥有了同样的愿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用“双城记”来描写这两个城市对中国未来的标杆意义,这也被指将是一场“良性竞争”。

2018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考察深圳时站在“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前。(新华社)

第一阶段:深圳的起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人们时不时地会将深圳与上海这两座城市进行对比。无论是两座城市的市民,还是城市的施政者,恐怕都有一只眼睛在盯着对方,生怕落在人后。不过,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和北京高层的政策调整,都曾让这两座城市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困惑失落的交替。

深圳和上海交错跑的第一阶段是自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至1991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

虽然上海拥有不错的家底,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是深圳得了风气之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经济发展缓慢,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的份额从1978年的7.48%降为1990年的4.19%。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深入,上海企业无法再享受原有计划经济统配的廉价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场自行筹措,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增速放缓。经济增速1989年和1990年两年一度降至仅有3.5%和3%。

而此时的深圳正值经济高速发展的初创时期。1980年至1992年,深圳GDP年均增长37.4%。这一时期,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和“三来一补”加工业的繁荣为深圳发展提供了大部分动能。

第二阶段:上海光芒压过深圳

交错跑的第二阶段大约从1992年至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这一时期,上海经济的光芒一度压过深圳,而深圳则正在经历一段动力转换的“失速期”。

随着1991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大量外资和世界级企业的入驻为上海经济增添了新的增长动力。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给予浦东新区许多优惠政策,部分优惠政策超过深圳。如:允许外资在浦东投资第三产业,发展金融、零售业,允许外商设立外资银行、允许外资机构从事仓储贸易等。

上海1991年的GDP增速从1990年的3%的最低谷一下子上升到7.1%,1992年更迅速翻倍,达到14.8%,其后直至2007年,上海经济增速每年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上海作为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在那一时期奠定雏形。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1年的半年时间里,上海一下引进7家外资银行,两家外资保险公司,再加上之前的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上海同时出现13家外国金融机构;1994年4月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有分析指,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带来的外资投资红利很大程度上被上海和长三角城市收入囊中。

而在同一时期,创造了深圳经济初期繁荣的“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已经显现出来。1993年底,深圳市政府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从1998年开始,深圳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不复往年动辄30%甚至40%以上的增长。1998年,深圳经济增速下降到18.35%,而到2009年,深圳经济增速一度下降到只有5.32%。

2000年10月,深交所被暂停新股发行。随之而来的是资金的外流和交易的萎缩,大量资金纷纷调转方向,北入上海。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深圳这个特区显得不再那么特殊。在2003年后中国开启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新特区”形式中,深圳只是继上海、天津等之后,第七个才被授予的城市。当时有人打了个比方说,“在上海的华贵面前,深圳被扫为村姑。”

2002年,中国网络上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了有关深圳“被抛弃”的讨论。当时,上海的迅速崛起让从深圳起家的平安保险把部分核心业务移至上海,在上海和深圳同时拥有双总部,中国第五大市值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也把信用卡中心放在了浦东,一些基金公司也把注册地迁到了上海。

当时,企业从深圳外迁已不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异端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据《南方都市报》2007年报导,因为土地短缺、房价高企、营商成本上升等因素,深圳很多企业开始大举外迁或准备外迁。当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表明,当时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人民币。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

人才资源流失也成为当时深圳面临的问题。曾经,中国全国有1/2的硕士,1/3的博士聚集深圳,深圳接纳了中国近一半最高端的人才。但彼时,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已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只有12.13%的大学生选择深圳。

第三阶段:差异化竞争

近十几年来,关于深圳模式的争议,关于长期积累的问题矛盾,关于深圳未来向何处去的疑虑等集中发酵。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与上海的竞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面对现实中的困境,以及各种质疑,深圳并没有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很快,深圳展现出自信,只有戳破了让脓水流出来才能更快地痊愈,而不是捂著盖著任由它腐烂。而这,也是深圳精神的内涵之一。在随后的几年中,深圳都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无论是产业迭代还是科技进步,步伐从容而稳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深圳便开始产业上的的“腾笼换鸟”。对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的企业重点扶持,在规划用地、税收政策上均给予大力支持。

根据2009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深圳市第三产业比重在上一年度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抵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虽然深圳的外向型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深圳提前谋划率先从危机中恢复了元气。深圳的企业也在不断积蓄能量,在经营业务和模式上进行布局调整,开拓新的战场。次年,出台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标志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进入“自主创新”阶段。这份规划对深圳的产业机构进行再次转型升级,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四大支柱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近年来,经济增速、人均经济指标、创新指标、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等多项软硬指标上,深圳都超过上海。特别是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5月发布的《深圳市2018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数据,2018年深圳《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8,081件,约占中国全国申请总量的34.8%,连续15年居中国大中城市第一名,其中华为公司以5,405件居全球企业第一,单单华为一家公司即是同期上海全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500件的两倍有余。

以科技产业为经济支柱的深圳,孕育出华为、腾讯、中兴、大疆无人机等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具有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浓厚的创新氛围。南山区的粤海街道共有高新技术企业946家,独角兽企业9家,上市企业85家,因此,这里被网友称为“宇宙最强街道”。

2015年,深圳前海自贸区成立;2017年,深圳与泛珠三角区域内多个省区签订《泛珠三角区域口岸通关合作协议》;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深圳的对外开放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不过,肩负国际创新中心使命的深圳尴尬地发现,自己在创新链环节中的基础研究,包括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人才上存在明显短板;在应用科学上也缺乏一流的科研院所的支撑。在这方面,深圳不仅落后于上海,而且落后于中国许多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深圳全市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只有134家,分别仅为北京的19.1%、上海的38.4%和广州的58.5%,三甲医院数量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相较之下,上海的历史比深圳要悠久得多,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完备得多。在民生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指标上,上海都处于领先地位。就说房子这一个事儿,根据2018年5月的数据,深圳常住人口的住房自有率只有34%,而上海的住房自有率则达到近七成。当然,上海也已暴露出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比如说人口问题。《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也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

毋庸置疑,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金融中心,经济总量最高,领跑全国。上海2018年的GDP为3.67万亿人民币,同期深圳为2.4万亿。数据显示,上海市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0.4万,全国第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6.8万元,全国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2万亿,全国第一。另外上海也是全国的外资总部基地,上海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53家、外资研发中心438家。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它的金融地位。上海已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城市之一,拥有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各种金融要素市场,2018年金融市场交易总额突破1,600万亿元人民币,交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2019年4月,上海原油期货交易量已经超过阿联酋的迪拜商品交易所(DME),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三的原油期货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深,未来如果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上海的服务业将在“人民币本位制”的基础上迅猛发展,届时上海将真正成为能够比肩纽约、伦敦的世界性金融中心。

相信像上海和深圳这样的交错在未来还将时有发生,这本就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和恶性竞争。中国城市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原本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政治驱动力。在中央的考虑中,一地一隅一种模式,差异化竞争的格局和各自承担的不同任务,让两者的权重难以衡量,或者说本无孰轻孰重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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