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怎么读懂习近平的政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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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2012年至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轮廓在不断清晰,“社会主义”、“大变局(风险)”、“第五个现代化”是过去七年贯穿中国内政外交的主线,是包括反腐、扶贫、意识形态、外交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撑点。社会主义是习近平的政治底色,大变局是习近平的政治判断,第五个现代化既是习近平的改革手段,亦是阶段性政治目标。

习近平的政治底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谈论社会主义,谈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再次谈论中国“该走什么路,该举什么旗”这种枯燥的理论议题?

世界变局动荡,宏大的顶层设计讨论往往为世人忽视,制度作为最顶层设计,从来不是群众主流议题,但一定是政治精英的思考范畴。习近平从上任之初就被认为是“毛邓”的继承者,不仅因为他的执政风格和手段,更在于这些共产党精英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底色,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是他们三人能并列称呼的主因。

新闻从来需要连起来去观察,此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为社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突如其来。中共重要党刊《求是》曾在今年7月,首度公开习近平2013年对党内高层谈论社会主义的讲话;8月份,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也突然被拔高升级为“社会主义示范区”。既然是示范区完全可以叫“中国经济示范区”,为何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字,这一切信号都能得出一个明确结论:社会主义是习近平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共领导者执政思维中的底色,心心念念,未曾丢弃。在距离中共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将临之际,习近平要开始回答那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这一百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能否救中国”、“社会主义能否发展中国”这一系列重大议题。

翻看《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讲话,习近平开宗明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这番讲话的不同之处,在于抛开了冷冰冰的官方语言,用了习近平个人风格强烈的语言:“(中国)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请注意,这些讲话是2013年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立即对党内高层所言。说明从一开始习近平就已经将政治底色和“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底牌亮给了所有人,没有遮遮掩掩。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论述的重点话题受瞩。(新华社)

习近平的政治判断:大变局

既然关乎这次中共四中全会主题,外界也应该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为什么会在2019年这个时间解答“社会主义”与“第五个现代化”,而非更早或更晚。这与今天所处的内外部时局有关,也是习近平对于当下中国所处“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政治论断紧密切合。他判断在这个巨大震荡的时代,中国尤其需要社会主义做定海神针。

从中国内部时机而言,建国一百年,建党一百年,及2035年,2050年,这些关键的年份接踵而至。但绝不讳言,中国国内所面临的挑战十分艰钜,如贸易战与经济转型期重叠带来的经济挑战,扶贫反腐等事宜遭到官僚阶层的软抵制,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产生强烈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撞,社会主流思想与价值观不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性严重缺失……作为“红色”政治家,“道路与旗志”、“制度与主义”、“贫穷与发展”等都是他在今天需要向党内外回答的问题。很显然过去七年习近平也是这么做的,但同时他也需要“社会主义”这个总抓手,做一个全党乃至全国性的归整与动员,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这个“动员”的时机也许已经到了。

从外部条件来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在金融危机后暴露无遗,社会主义思潮的重新活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美国,大多数的青年,如千禧一代(1980年至1994年之间出生)和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正在接受“社会主义”及相关政策。对社会主义越来越正面的看法延续了过去几年记录下来的趋势。根据这项2019年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61%的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看法。此外,73.1%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全民医疗保健,且67.1%的人认为大学应该免学费。一项类似的2018年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发现,51%的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而同一年龄组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人连一半都不到。与2018年相比,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日益增加,这是经济大衰退结束后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的趋势。过去十年工人阶级急剧增长的罢工浪潮和工人的战斗性也印证了社会主义在美国乃至西方重新活跃的论点。从2009年到2018年,罢工活动导致的停工日从124,000个激增到280万个,增长超过20倍。

西方数百年来所相信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在实践中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根本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与公平正义的实现无法达成。自由主义民主无论在欧洲、在美国、在非西方国家,其号召力已今非昔比。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今天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包括在香港爆发的大规模暴力性游行示威,无一不在暴露自由资本主义的颓势,反倒是在三十年前的苏东剧变中陷入历史低谷的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崛起,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尤为吊诡的是,在香港,那些带有强烈分离主义反中色彩、声称要维护香港制度与自由的年轻示威者们,一边举著美国和英国国旗,一边却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挂在嘴上。

在很多人包括一些政治学家的认知中,一谈到“社会主义”、“马克思”(Karl Marx),就认为是“陈旧的”、“封建的”。一谈到“西方化”、“选举”就认为是先进的、潮流的。这有对于社会主义造成过严重历史灾难进行深刻反思的成分,但更是一种基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的迷思。

比如,“体制问题”是中国日常讨论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什么叫体制问题?就是说,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国的(或非西方民主的)体制导致的。包括发展问题、治理问题。而解决这些发展问题、治理问题的根本前提是什么?首先解决体制问题。所以,当舆论场有人感叹“最近某个问题很严重”时,自由派们就会回答“这就是体制问题”、“只有解决体制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诸如此类。这种“唯西方体制论”就是一招鲜,灵丹妙药,似乎只要体制问题解决了,100%全盘套用西方体制,那么一切百病都可以治。

而中共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中国的崛起,也为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活跃注入了信心,正在打破这种“制度迷思”或“体制迷思”。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秉持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与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迥然不同。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国如何能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与稳定,这就让世界看到另一个制度与价值体系所含有的期待与可能性。尤其当西方老牌的《经济学人》都开始讨论“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信号。

请注意,这并非今天才发生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世界也在追随社会主义的脚步。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满大街的毛氏翻领套装;加州伯克利的左翼社团那里《毛泽东选集》一书难求。不仅左派看,保守派也看,法国版《花花公子》的封面模特头戴草帽跟红五角星;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热情也空前高涨。瑞典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 Loden)认为“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延伸一步讲,“中国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的问题”。而中国的回答也可以给世界参考。

习近平的政治目标:现代化

本文在开篇即提出,贯穿整个中国现代近现代史的两个核心命题,第一个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所以,中共从1921年至今九十八年的政治实践就得出了这个答案:社会主义。

“全盘西化”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社会主义让中国完成了民族解放,经济发展,也能够完成现代性。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命题就提出来了。苏联通过集权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想通过“三面红旗”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给社会主义注入资本主义基因,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习近平的回答十分明确,他要的不是文革,不是极权,而是现代化,就是多维新闻多次提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的现代化,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体现,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也被寄予了摆脱“人治”阴影的期许,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能真正走出血腥革命和执政过程中的暴力偏好,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

“第五个现代化”首先突破的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今年7月初,习近平出席名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被视作为中共大规模机构改革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当时习近平说,体系现代化后更重要的是要出现“化学反应”,就是官员能力“现代化”。而一个高素质的官员队伍,应当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来适应一直不断强调的“百年未有大变局”。

2014年习近平在谈论“第五个现代化”时曾说“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为何要在今天进行这一个工程浩大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与新角度”的回答。老问题是对那个从1922年苏联建国起就困扰共产党人近一百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是不忘初心,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政治家一辈子追求的根本价值。新角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答案,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角度,因为它是在发展中的命题,当年的社会主义和今天的社会主义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都不会是一样的,但又是同一个题目。在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习近平回答这个问题的新角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才是今天他要推动“第五个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历史的发展必然存在路径依赖,而看似偶然的转折,其实往往存在必然。于中国而言,没有前四个现代化,现在高唱的“第五个现代化”无从谈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习近平的政治勾勒中,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至邓小平时代不断努力推进的“四化”与习近平所要推行的“第五个现代化”并不存在断裂,而是再延续,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阶段,才能真正推动第二阶段。

由此可见,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是在7月初的党政机构改革“功成”基础上的一次改革延续。对于中共来说,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危机虽然需要慎重应对,但于党的百年使命与战略来说轻若浮云,中国处在发展的新十字路口,要梳理并确立系统性的战略及对策,才是习近平当下的大事。

习近平的历史使命是要回答1840年后中国的两百年之问“社会主义可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回答1921年后的一百年之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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