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摆在中共百年前的两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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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对于中国今天政治的分析,我们必须理性而客观,习近平和他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议题有没有危机与挑战?有,而且不少、不小。

第一个挑战就是“第五个现代化”中的治理能力。同样在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前文所说“体制万能论”所延伸,因为体制一旦“万能”,就代表人的能力可以无足轻重。中国人从来不这么认为,体制、体系现代化重要,但不是万能的。身处体制中,甚至主导体制,改革体制的官员能力实现现代化同样重要。在政治实践层面,制度制定不等于制度运行,制度系统的良性运行既仰赖于制度设计与运行自身,更仰赖于施政官僚的德性、能力,以及他们在制度体系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这,恰恰是最难的。

中共反腐持续发力,且不断走向纵深。(VCG)

从“八项规定”、“整风运动”、“反腐”一系列运动下来,可以说中国最大的挑战还是官僚阶层。他们是改革的推动者和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继续改革绊脚石;文宣、港澳、公安种种系统官员的弊病本刊曾多次深刻阐述,硬骨头能不能啃动?化学反应能否发生?且看此次四中全会之后中共的政治运行。

第二个挑战更加严峻,就是理论危机的挑战。从改革开放以来,“摸著石头过河”就成为中共标榜实践走在理论之前的口号,但是也正是因为三十多年的注重实践,轻视理论的后果,中共目前就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局,尤其对于“社会主义”的补充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虽然以理论型政党自居,自1921年7月建党、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就一直试图从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源泉和基石,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皆是如此。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不断增加,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多元化,中共执政者回头在中共的“理论武器库”中再次寻找时才发现,他们的理论武器最后的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理论道路越来越狭隘,甚至出现了“理论家只能是总书记,总书记必须需要理论才能正名”的怪象。

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以理论丰富自居的执政党,竟然只能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Vladimir Lenin)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反证马克思、列宁,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

能不能丰富社会主义理论?能不能从顶层设计层面,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将“两个三十年”的对比反思,归纳提升为能阐释指导当今社会发展并使世人信服的理论,在这次四中全会上,能否看到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矛盾等新的继承发展性阐述,并从重大问题切入,拿出对策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希望在这个10月能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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