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习近平推动“政治现代化”的传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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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本文转自《多维TW》047期(2019年10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如今的中国大陆,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吗?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看到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摩天大楼、纵横的高铁和华为5G的人,会回答“是”;看到城市友好度不足、新闻言论不自由、一般人政治参与权利受限的人,则会说“不是”。这正是一个高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所呈现的“复杂性”。但是比起世上绝大多数国家避谈“现代化”概念的态度,希望为世界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的中共,则“现代化”则是心心念念,且正在面临难题。

现代化:历史传承与必然

近代史上,亚洲各国尽管彼此关系合纵连横,但是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上,几乎都经历或正在经历“民族解放、经济腾飞、实现现代化”的三部曲,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无一例外。相较于“民族解放”、“经济发展”,“现代化”虽是各国家在转型期所面临重要的政经挑战,但因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所以在多数国家政府进行政策制定时,多半避免用“现代化”的描述。

不过对于制度选择向来独特的中共,其对“现代化”的追求却从不讳言,从1949年建政起,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那一批从中国积贫积弱时代走过来的中共政治人物,对现代化的追求就十分强烈。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就是中国政治语境中延续了数十年的“四化”。

2012年开启“习近平时代”之后,“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开始出现,成为习近平政治蓝图中的重要构成。什么是第五个现代化?就是继农业、工业、交通、国防后,实现“政治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不是指选举,用习近平的话,可概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者指体系、组织、架构;后者指人的能力,都具有现代性。

中共的政治理念,多半是很枯燥的,加上中共文宣系统的逢迎拍马文化和能力的短缺,经常陷入歌功颂德式的宣扬却阐释不清其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要义,难以春风化雨入人心,导致基层不理解,海外不认同。

“第五个现代化”从诞生之日起,也面临同样窘境。传统西方右翼、自由主义的政治判断中,今天的中共很难被称为“政治现代化”——因为没有选票、没有选举。更直白地说,当习近平对世界说,中共要领导中国大陆实现“政治现代化”时,共产党自己的文宣官僚们听不懂,老百姓听不懂,自由派则是以西方标尺对比后发出讪笑。

这种“误解”其实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所说“文明冲突论”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领域的彻底展现。在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的评判标准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现代的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有选票、是否有选举、是否三权分立、是否相信普世价值等。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或将聚焦第五个现代化议题。(Reuters)

但这种“制度本位论”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中国有句话“以人为本”,难道所有政治制度的设置、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工业的发展,归根结柢,不都该是为人服务的吗?非洲、东欧、中东、印度推行西方选举制的结果,并没有让这些地区基层的生活得到基本覆盖。因此,一个国家的在政治上是否“现代”的标准,当是以政治制度能否为人民福祉服务。这是超越民主选举、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的唯一衡量标准。从这角度来看,中共反而没有唯“选票”是从,而是将目标毫不犹豫地直接对准“现代化”。身为威权型政党的中共,却在顶层设计上展现制度的优越。

历史的发展,必然存在路径依赖,而看似偶然的转折处,其实往往存在必然。对中国大陆而言,没有前四个现代化,现在高唱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指政治、社会制度及运行机制),在习近平的政治勾勒中,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四化”与习近平所要推行的“第五个现代化”并不存在断裂,而是再延续,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阶段,才能真正推动第二阶段。台湾也是如此。台湾经济的发展于1950年代末起步;但真正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要等到1970年代;而1990年代后,整个社会才初具现代化的雏形。

难题:如何促成“化学反应”

但是习近平的“政治现代化”真的就会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地实现吗?难,最大的挑战仍然在于官员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习近平在2019年下半年提及的“化学反应”。2018年中国进行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在今年年中划上阶段性句号,这在习近平的眼中,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造初步完成。但是真正让中南海担忧的,体系之后,官员能力能否匹配于现实需要。毕竟海内外对于中共政治不现代化的感受,主要来自官僚阶层的不作为与胡乱作为。坦率地说,中共官员的治理的能力,是不够现代,也缺乏人文关怀的。

回顾中共治国史,历代领导人始终与庞大官僚系统“对抗”不断。文革的初衷之一,就是毛泽东希望藉造反派来冲击官僚体系,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因为他对中共的官僚能力不满意,认为这个庞大体系阻碍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到了邓小平执政时期,毛时代遗留的那些观念中守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官员,就难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邓小平需要“消灭”掉官员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如今到了习近平时期,过去40年已经习惯权力不受拘束的官员,也无法适应现今的官场新常态。官僚主义的政治投机性,存在着曲解高层意图的风险,也是习近平“新政”思维的阻力。在涉及官员自身政治前途的社会事件中,官员甚至会以政治投机方式,层层加码,将上级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推向极致,结果造成政策本意与实施效果的扭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执政队伍的现代化。

比如公安,作为国家权力部门,大陆的公安,职责范围覆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户籍管理、社会治安到司法公正,无不关涉民众最切身的生活感受,这就使得公检系统的权力运用成为大陆民众对政府认同感的最直观判断来源。正如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017年在参加北京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所说,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著无限责任。所以,公安往往就代表政府,公安警员工作方式亲民、思维现代化,民众就认为政府亲民、现代化;公安警员工作方式粗暴、思维落后,民众就认为政府粗暴、落后。

但大陆的现状是,某些公安人员已成“半个黑社会”,警权滥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这让习近平只得勒令公安系统必须发动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又如文宣部门,作风僵化、刻板,动辄删封网络留言;再如港澳系统,今天香港局势的动荡,与过去22年中国港澳官员能力不足有直接关系。

一个运行良好、有基本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的官僚体系,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行和发展的保证。但是大陆官僚体系因其庞大、复杂,政治文化存在内在弊病,其存在种种顽疾也是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当“体系”现代化之后,能否产生良性“化学反应”,让身处体系之中,同时也搭建体系的官员能力现代化,这是习近平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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