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授中西的京师大学堂 晚清对教育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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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0月14日,在八国联军入侵炮火里学务中辍的京师大学堂,再度举行招生考试。原本当清朝光绪皇帝(1871─1908年)推动“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就因“以其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的救国目的而在1898年创设,但不多时便被守旧大臣抨击花费过多。接着八国联军攻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兼管学大臣许景澄(1845─1900年)恳切上谏剿除义和团,反被慈禧太后(1835─1908年)斩于菜市口。待联军进城后,大学堂又旋遭占领破坏,学生们逃散无踪,不得不停办。大学堂总办工部郎中周璟事后沉痛地奏报损毁情形:“俄兵、德兵先后来学堂占住,看守人役力不能支,均已逃散。所有书籍、仪器、家具、案卷一概无存,房屋亦被匪拆毁”。

1901年,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教习与洋员教习合影。(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浩劫过后,慈禧太后这才体悟到施行新政的必要,吏部尚书张百熙(1847─1907年)趁机上疏建议大举兴学,光绪皇帝遂下诏指派张百熙负责此事:“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

在张百熙的擘画里,京师大学堂不仅要发挥储备人才的功用,还得担当全国新式学校的楷模并管理之,相当于今日教育部的地位。因此,本隶属于宗人府、教养满洲八旗子弟用的“八旗觉罗学”首先被改制为中学堂与小学堂,并改归京师大学堂管辖。接着张百熙又督促各省尽速设立新式学堂,并拟定《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分科与学制,打算下一步“颁发各直省高等学、中学、小学各章程”,如此一来便可统一全国教育课程和体系,训练出学贯中西的新一代中国青年。没想到,这份被称为“壬寅学制”的计划,立刻又因守旧大臣的阻挠而遭修改。

原来清朝皇室为了保障满蒙统治阶级的特权,往往刻意安排满汉各一人充任官衙司员,即便同品秩,仍得由满人掌权,而理藩院之类的机构则是满蒙各一。结果京师大学堂此新设的机构也逃不过守旧派的猜忌,被抨击“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满一汉,教能相维不敝,今大学仅一汉大臣,致成弊薮,请增满大臣主其事”。无法摆脱种族私见的清朝皇室,竟因此超擢出身蒙古正黄旗的总督仓场户部侍郎荣庆(1859─1917年)为刑部尚书,再指派其与张百熙共同管理京师大学堂。消息一出,顿时“中外愕咍”。

荣庆很快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导致“百熙益无权”。志得意满的荣庆,仗恃皇室的信赖,不愿全盘照搬张百熙的构思,遂又联合张之洞(1837─1909年)一同改定章程。最后在1904年1月,被称为“癸卯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才颁布。此外,在张之洞的要求下,京师大学堂原本掌理全国教育的行政功能被分割开来,交由总理学务大臣负责;1905年清廷又单独设置“学部”。至此,京师大学堂的“教育部”功用遂全告消失。

不过若比较“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差异,后者反而较细致完整,而且张百熙、荣庆与张之洞等人皆有一定的保守性格。张百熙在1901年上疏时,就表明“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采中西有益政治,各种学问严定章程,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的态度,这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略有相通。而“癸卯学制”规定的京师大学堂专业八科里,“经学”科便居于首位,传授《春秋》、《左传》、《周礼》、《论语》等内容。这显见在汹涌的西潮下,清廷仍认为中国传统学问有救亡修身的效益,不能轻易毁弃。

此外,由于洋务运动以来所开设的各种新式学堂,中西课程混杂不精,部分学成者未必精通西学,连传统经史思想也仅知一二,清廷又未悉数重用学堂培养的人才,花巨资送出洋的留美学童也常被投闲置散,导致“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鱼肉闾里,甚至凌侮朝官,目无法纪”。清廷事后检讨缺失,认为还是得注重灌输儒家礼义,以免培养出“中不中、西不西”的“洋奴”。

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右)与译学馆监督朱启钤(左)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中)的视察。(VCG)

所以除了京师大学堂特设经学科之外,清廷又于1904年颁立《奏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得开立“修身”、“读经讲经”等研读古人言行和经学的课程为必修科,且“读经讲经”科在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的每周授课时数竟高达12小时!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每周授课总时数不过才30与36小时。这让人见识到清廷欲“从娃娃抓起”的决心,以免新一代忘却旧学、也连带忘了对朝廷的认同。不过由于师资不足、加上授课时数过长,致使时人抱怨“通经所以致用,今以授之小学儿童,徒苦其脑力”,清廷学部这才略作删减。

讽刺的是,在清廷意欲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旧混合学制时,张之洞居然又在1907年上了《创立存古学堂折》这道奏折,忧心地说道:“近年以来西风日炽,学堂学生喜新奇而蔑弃正学,各学堂之经学徒为具文,经学实有沦亡之疑虑”,请求设立专门讲授经史子集的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在张之洞看来,尽管各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已有经学课程,但那毕竟是启迪国民心智所用,故仍得另辟存古学堂,免得日后中国再无通晓十三经的大师。当张之洞登高一呼后,各省相继成立类似的学堂,但由于财政困难、教学风气恶劣、教员学生时常旷课,张之洞期许的目的遂没能达成。

从京师大学堂到地方学堂的成立与课程设计,不难发现彼时的清朝皇室,在中西力量的冲撞下仍试图尽最后一搏,想一面保留旧学根柢、又一面输入西学以富国强兵,但毕竟不彻底的改造只会再重演一回洋务运动的失败,传统中国学问已没法适应西方列强主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或许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或许早已深谙此理,但依旧舍不得让曾信仰的礼乐体系遽然崩解,故仍想保留一丝旧学的火种继续焚烧。这种矛盾的心态,说明了当时中国在专制王朝濒于崩溃、文化面临摧折的危机下是多么的惶恐。直到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后,旧学的威信才彻底被质疑与打倒。但那时,盲信西学与彻底否定民族文化,又成了中国社会的另一场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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