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粮” 粮食危机如何摧折中国历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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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宣告将提高粮产能力、加强储备管理、建设现代粮食流通体系、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等四大政策。紧接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又于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合作举办“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倡导“粮食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加上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多次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以及下令清查粮库,显见中国对粮产问题的重视非同小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一)曾多次视察农田,强调“粮食安全得靠自己”的主张。(新华社)

《汉书》有云“民以食为天”,能否让人人温饱向来是中国历朝的重大统治难题,一旦遇上灾荒或粮运受阻,连皇帝都得跟着挨饿,何况是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上层阶级的普通百姓;反之,仓廪充实、转输便利的话,人民不但衣食无虞,还能成为王朝出外征战的后勤补给力量。例如关中地带(函谷关以西,今陕西渭河流域一带),在秦汉两代先后修建郑国渠与白渠之后,灌溉良田起码四万余顷,庄稼丰收的百姓乐得讴歌曰“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而这充沛的粮食与富足的人力,自然就成为秦汉王朝统一天下、制御外族的最佳优势。

然而,当气候逐渐转寒、华北生态又屡遭兵燹破坏之后,中原的粮食便时常得仰赖江淮流域供应,促使古代王朝得修建运河接济米粮。例如隋唐王朝虽也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但当时的关中平原在几百年动乱之后,生产量早已衰退到无法自给,加上大量功臣贵族占有良田和私设碓硙(舂米和磨粉的用具)侵夺水源,使得雍州长史长孙祥(599─659年)不得不向唐高宗(628─683年)上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灌溉面积竟缩减剩四分之一,损失十分巨大。到了唐代宗(726─779年)时期,更是只剩6千多顷水田受溉。这样窘迫的物力,使得唐宪宗在敕书里也不由得叹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物力有限,水旱相因,岁月既深,凋瘵亦甚”。

关中衰退、粮食仰于江淮的困境,就是一旦漕运受阻或遇上歉收荒年,连皇帝都无能为力,只能下诏饥民前往物资较丰沛的山东(又称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地区)自寻生路,甚至皇帝也时常亲自率领百官奔赴作为漕运中心的洛阳“就食”,例如隋文帝(541─604年)、唐高宗、唐玄宗(685-762年)等帝王俱有数次因灾荒往返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记录。而武则天(624─705年)定都洛阳之举,除了有远离拥护唐室的关陇集团官僚的用意外,洛阳方便提供粮食金帛也是不得不迁就的现实。

等到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唐朝中央得到的贡赋减少,因此更依赖江淮的给养,若发生乱兵骚扰运河的事变,轻则“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重则禁军也跟着掀起反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仓廪物资枯竭,禁军已气得在道路上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开始酝酿造反的念头。幸好镇海军节度使韩滉(723─787年)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作为一国之君,竟被粮食逼成这般境地,也实在颇失尊严。

而唐朝最后鼎革,也是因为运河中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遭宣武军节度史朱温(852─912年)控制;北宋建都开封而不是迁往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属意的洛阳或长安,亦是出于物资易取的严峻形势,可见粮食安全对王朝存续影响有多大。中国经济史学者全汉升(1912─2001年)在氏着《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里,便对此有很深刻的剖析。

除依靠运河之外,劝课农桑和建造大量仓储设施,也是中国古代用以赈济灾民与平抑物价的重要措施。比方汉朝建造太仓、甘泉仓贮粮;隋唐两朝广设官仓与义仓;明朝设置预备仓和社仓等以备灾荒。不过若自然条件太恶劣或吏治腐败,再多的粮仓都只是摆设。像是唐初还没自隋末的兵荒马乱恢复元气,粮产不足、义仓制度也没恢复,因此仍得时常下旨命饥民往山东江淮“就食”。等义仓制度渐上轨道后,又碰上安史之乱,于是再度湮废。

隋炀帝下旨在河南洛阳建造的回洛仓,可贮藏大批漕运粮食。(洛阳网)

此外,明朝中期后政治败坏,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左谕德顾鼎臣(1473─1540年)便指出粮仓制度已遭破坏,“今秋粮仅足兑运,预备无粒米。一遇灾伤,辄奏留他粮及劝富民借谷,以应故事”,预备仓形同虚设。万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1615─1617)山东省发生严重灾荒,地方官无权蠲免赋税、自行开仓赈济,即使想开但粮仓米也不够救急,只能“劝富民借谷”。东昌府堂邑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部与冠县东部一带)知县张春还软硬兼施地谕告富人若尽心捐输银两或粮食,“行将祇奉神明举三旌之旧典,垂诸不朽,载一邑之荣名”,褒奖他们将获得当地的好名声;但若自私自利的话,“他日追租理债,何辞以入县门要之”,知县大老爷可就不管其死活了。不过这种话语究竟能打动多少富人的恻隐之心,委实颇难预料。

归根究柢,要保障粮食安全不能端赖富人的善意、也不能迁就自然环境的限制,首先必得妥善分配土地,让人民掌握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意愿才能彻底解放。中共建政后推行大规模土地改革,令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提高44.79%,效果十分惊人。而生产力解放后,再配合品种改良、仓储改进等措施,如科学家袁隆平研发的高产量杂交水稻、还有结合互联网科技的智慧粮仓,这才能真正达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目的,不再重现古代王朝的粮食危机。不过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国家得保持安定完整,否则兵戈一起或社会动荡,哪有什么余力与安全的空间去保障生产和维系相关制度呢?汉唐物力凋敝与仓储衰败的主因,都与战乱有关。所以,国家若不安全,粮食供应也必定不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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