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上京宫殿遗址再现 拨开契丹兴亡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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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组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19年10月在辽上京临潢府遗址(位处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进行的第九年度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两座迄今发现最大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座楼阁式建筑,其夯土台基边长51米、高2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四周的夯土墙上甚至还留有红色漆面,保存状况可谓难得。

近日中国考古队在辽上京临潢府遗址清理出两座保存尚可的大型宫殿。(文汇网)

辽上京位处契丹人腹心之地,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替“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的本族所特意建造的第一座都城,且建筑格局和汉人偏好的坐北朝南不同,是东西向轴线,因此无论就见证契丹崛起或少数民族建筑特色的层面来说,都具有不凡的重要性。何况女真人在发动灭辽战争后,作为辽人政治与信仰中心的上京被战火大肆摧残,尔后又不断遭金朝刻意降格与省并邻近州县,导致上京一带愈来愈衰落,最后在蒙古入侵中悉遭毁灭,契丹人曾威震北亚的赫赫荣景就此几乎无从寻觅。因此能再度让辽上京遗址重见天日,意义十分重大。

契丹人本以畜牧渔猎维生,直到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才“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令统领的迭剌部日益壮大。耶律阿保机则是替逃归与掳掠来的汉人,仿照幽州城(今北京市)营造汉城供其居住,顺带壮大自身实力,最后得以一统契丹八部建立帝国。在兴起的过程里,契丹人为了充实上京临潢府,屡屡自渤海国和中原河朔之地搜刮百姓强迫迁徙而来,使得上京所统的州县,泰半都是由俘虏降户所组成。

比如临潢县,就是“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扶余县,“本(渤海国)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还有些是王公贵族私属部曲所建的“头下军州”,来源也几乎都是抓来的汉人与渤海国人,剩下的则是驻军组建的边防重镇。有学者估算,上京地区目前所见的城市总数有77座,由汉人、渤海国人、回鹘、党项等移民组成的城市就占了56座。因此可以说,上京的日渐完备正是一部契丹扩张史的缩影。

不过囿于自然环境限制,上京的发展始终不如中原城市,即便辽朝皇室致力推广农业,但根据学者研究,辽代后期气候变得更为干冷,上京成为旱雪频仍的重灾区,大量人口随后被南迁至中京大定府(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和大明镇)。《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居民共约3万6千5百户,辖下各区虽有州县之名,但多半不过是户口一千到四千的小城镇。这样的人口数目要支撑起辽国的统治核心,客观来说着实有点困难,这也导致上京在女真人与蒙古人的恣意攻击后很难恢复元气。

既然提到上京,就不能忽略辽朝先后建立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合称为“辽五京”。学者们争论以为这可能是仿自唐朝的五京或渤海国的五京,并依据《辽史》主张辽朝以五京为中心,在地方实行效仿唐朝的道制。不过近年不少学者认为五京道不过是元朝史官的误读,毕竟翻遍当前史料和碑铭石刻,契丹除了在五京设置留守之外,从没在道级组织上设立过相应的统治机构,除了上京以外,“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根本没固定的机构。所以史书里的“五京诸道”,可能只是节度使辖区或直隶宫廷的州县的泛称,并非真的有五京道的存在。

何况辽国建立或升格五京历时长达百年以上,从公元918年营造、938年更名为上京临潢府,再到1044年将云州升为西京大同府,从来不是有心要营造五个京城,而是为了控御渤海国遗民、燕云汉地与防备西夏,才培植这些都市作为后盾。真正的政治中心,仍是被称为“四时捺钵”的流动宫帐,随着保持游牧风俗的契丹皇帝依据时节四处移转。学者统计史书记录的“捺钵”次数和地点后发现,辽朝皇室的“捺钵地”主要仍集中在上京地带,前赴南京、中京等处次数较少,因此最能体现京城功能的应仍只有上京临潢府而已。

辽朝还有个特别的统治制度,即发轫自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年)的南北面双轨官制,宗旨为“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则“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是为了因应自后晋石敬塘(892─942年)得来燕云十六州后、汉族人口激增的情势所设,可说是中国史上最早又最完整的“一国两制”。对文化与生产力较落后的契丹人而言,如要完全效法中原把汉制套用在自己与北方少数民族身上,实在太过芜杂;反之,若要把契丹制度施行于文化与经济更为发达的汉地,势必会造成管理困难与激起反抗。因此南北面官制,也就成了当时契丹人所能设想的最佳统治方式。而上京城的规制,北边是皇城,南边则是汉人与少数回鹘商贩营居的汉城,亦同样反映出胡汉分治的格局。

尽管辽朝的城市建设与人口迁徙,客观上推动农牧文明融合,但本质上仍是借由暴力剥削广大的被统治者,如“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并配合“世选制”保持契丹人的政治优势,仅有少数汉人与渤海国大户得以受到重用。契丹人尤对渤海国人压迫最深,因此激起其好几回大规模的叛乱;且辽朝皇室刻意笼络燕云汉人、以及迁徙汉族至辽东稀释渤海国人密度的政策,更引起渤海国人的反感。因此当女真人灭辽时,渤海国人高永昌还不忘于1116年起事复国,纠集遗民据守东京并建号称帝,最后遭女真人消灭,而当时距渤海国灭亡已过了90年之久,可见怨恨之深。

契丹人的统治政策,造成被统治的汉人与原渤海国人不满。(凤凰网)

但继承辽朝的金朝未记取教训,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歧视和压迫非女真民族,并向中原迁入大批猛安、谋克(女真的部落组织单位,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夺占良田和胁迫汉人为奴,引发汉人仇视。最后在金朝灭亡前夕,不少汉人伺机屠杀女真族报仇。这些血淋淋的历史惨剧,也给了当世清楚的前车之鉴:即只有诚心鼓励民族融合、施行齐一的统治法则,而非刻意制造制度差异优遇部分族群,才能令人民之间的矛盾减少,维持社会稳定。否则一有风尘之变,难保受忽略或敌视的族群会同心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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