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抗争教派操弄政治 黎巴嫩的历史沉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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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黎巴嫩政府通过撙节政策和开征新税以因应经济危机,却引起自10月17日起大批愤怒群众上街抗议,引来黎巴嫩安全部队的镇压。抗议群众不满黎巴嫩政府的贪腐无能,要求官员们得降薪一半并不得加征新税;10月22日,又恰逢结束黎巴嫩内战的《塔伊夫协议》(Taif Agreement)签署30周年,群众高呼终结教派分权体制,并喊出了“阿拉伯之春”时期常出现的口号:“人民要求政权垮台”。

难道这是黎巴嫩版的阿拉伯之春?恐怕不能这样看,黎巴嫩的危机仍根源于帝国主义干预的历史沉痾,尤其是教派体制,表面上维系各宗教各族群的平衡,实际上是利用法律保障各教派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并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福祉。当前黎巴嫩官方承认的教派共有天主教马龙派(Maronite Church)、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18股宗教势力,但实际上黎巴嫩存在的教派种类远超过此数。该注意的是,黎巴嫩境内的各派教徒原先都相处融洽,不少欧洲人在前往黎巴嫩时都诧异当地人竟不计较彼此的宗教差异,属于伊斯兰教的德鲁兹(Druze)教徒竟然还会陪伴马龙派教徒上教堂。这种多元共存的荣景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微、欧洲列强趁机进逼渗透后,才有了教人心痛的转变。

英国、法国、俄国都处心积虑地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广袤疆土,并利用宗教事务为借口干预奥斯曼内政。早在1535年,法国就出于对抗奥地利的需要,和奥斯曼帝国缔约联盟,并取得贸易与插足耶路撒冷圣地的特权。1649年法国宣布黎巴嫩马龙派归自己保护,并直接任命当地权贵担任法国驻贝鲁特领事。由于部分马龙派曾在十字军运动时充当欧洲人帮手,因此欧洲人在黎巴嫩各支基督教派里对马龙派较有好感,这也导致马龙派在日后得到更多扶持,最后成为左右黎巴嫩政局的最大基督教势力,同时也引发各教派间的矛盾。

接着在1740年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又签署条约,令前者取得黎凡特(Levant,泛指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斯曼境内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以及确认法国乃圣地天主教保护者。但1744年俄国在击败奥斯曼后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俄国在条约中也取得保护奥斯曼境内基督徒的权力,甚至还可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不受奥斯曼管辖的东正教教堂。这些争夺基督徒保护者的举措引发法俄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刺激奥斯曼帝国挑拨宗教矛盾来强化对黎巴嫩的控制,借以抵销列强对中东的渗透,而英国也顺势在德鲁兹派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结果在种种外来势力的分化下,最终导致黎巴嫩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在19世纪多次冲突。

黎巴嫩爆发宗教冲突后,令欧洲列强见猎心喜,更有理由对奥斯曼内政见缝插针。在英法两国的要求下,奥斯曼改将黎巴嫩划为南北两区分而治之,北区由马龙派治理,南区则交给德鲁兹派统辖。但事实上各种教派在黎巴嫩犬牙交错地杂居,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此强硬分割成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立的南北区,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只是提供机会让英法在南北各自扩张势力,同时也加剧受英法青睐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摩擦。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结束后,英法暂时压制俄国的气焰,遂得以放开手脚在中东展开更激烈的掠夺。1861年列强施压奥斯曼许以黎巴嫩自治省的地位,且不得驻军、不得征税、不得要求黎巴嫩人服兵役,当地首长得由经列强认可的基督徒出任,奥斯曼苏丹仅保有名义上的任命权。同时黎巴嫩建立起依据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一共12人组成的省行政参议会,省下各区区长亦得出自当地最具优势的教派,从此教派分权体制正式走上黎巴嫩的政治舞台,并在受法国殖民和独立后继续被保留和加以修改,其影响十分深远,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非黎巴嫩依本地民情自主设计的制度。

在法国殖民者的授意下,1932年黎巴嫩进行人口普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配各教派在政府里的职位。而黎巴嫩各派为了团结抵抗法国,决意在此架构上更妥善照顾彼此利益,便于1943年签署《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又译国民公约),并着手修改法国主导的宪法,最后制定出总统由马龙派担任、总理为逊尼派、议长则是什叶派、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议会的比例为6:5的复杂体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军便登陆贝鲁特准备展开对叙利亚及黎巴嫩的殖民统治。(ECPAD)

这种延续法国体制的做法虽然暂时平衡了各派势力,但并不是没有面临质疑。如德鲁兹教徒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Fouad Jumblatt,1917─1977年)于1949年成立的社会进步党(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就强调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反对有利传统地方菁英的宗派体制。且随着时日一久,各教派的人口增速不一,伊斯兰教徒人数很快赶超原本占多数的基督徒,结果又引起是否改变权力分配的龃龉。不愿放权的马龙派和不满政治地位较弱势的伊斯兰教徒,彼此之间愈来愈剑拔弩张。

美苏冷战体系形成后,埃及、叙利亚等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席卷中东,欧美的渗透力度亦跟着加强,而同时具有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属性的黎巴嫩,遂成了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筹码:欧美列强想拉拢黎巴嫩,埃及等国则把黎巴嫩视为亲西方的敌对政权。部分马龙派认定黎巴嫩有别于阿拉伯世界,是东西文明交会的特殊国家,但占多数的伊斯兰教徒,则希望呼应阿拉伯同胞的反帝反殖民立场,这种呼声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更是高涨。

没想到马龙派总统夏蒙(Camille Nimr Chamoun,1900─1987年)竟在1958年宣布接受美国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的保护,愤慨的群众因而暴乱。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又出兵保住夏蒙的权位,这更招致黎巴嫩人民不满。而逃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令人数占下风的基督徒惴惴不安。结果在国内外势力的交相倾轧、以及长期政治不稳导致的经济停滞,最终于1975年引爆长达15年以上的内战,以色列、叙利亚、法国、美国都先后介入,令黎巴嫩人民死伤无算。

尽管内战各方在签署《塔伊夫协议》后同意重建国家,但协议只模糊地宣称将废除不合时宜的教派体制,并未明订时限,致使黎巴嫩政府至今仍由各教派利益集团把持,对内政鲜有显著建树,甚至在2014年至2016年间因各派不和,导致黎巴嫩议会竟推迟45次总统选举,令元首之位悬缺超过两年,这看在厌倦政治与宗教纷争的黎巴嫩人民眼中分外刺眼。

2015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表对黎巴嫩信仰自由问题的调查报告,发现“黎巴嫩最令人吃惊的特色是它宗教多样性的传统……黎巴嫩社会似乎一致认为宗教和信仰的多样性应被珍惜、捍卫和进一步发展”,这显示比起其他国家,黎巴嫩社会对于保有多元信仰具强烈共识,这也令内战时期因宗教仇视而被动员的情况较难再重现。而近年黎巴嫩人民掀起的多次抗议,几乎都聚焦于民生或司法改革等议题,便反映了此现象。

作为殖民遗产的教派体制,本就没法全面代表黎巴嫩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加上特殊的地缘位置,欧美列强、叙利亚、伊朗、以色列等国都先后涉入该国政局,叙利亚与以色列更是数度挥军入侵与扶植内战代理人,导致黎巴嫩难有稳定和平。尤其当2011年欧美激化叙利亚内战后,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黎巴嫩,让本就容留不少巴勒斯坦难民的黎巴嫩更难吃得消。如今已起码有150万以上叙利亚难民暂栖黎巴嫩,占当前黎巴嫩总人口近22%,这对基础设施不足、经济滞后的黎巴嫩来说是项沉重负担。因此内部落后的教派体制、还有外部列强操弄的区域战争,共同构成黎巴嫩发展的两大阻碍,其本质都属于帝国主义的毒害。所以即便黎巴嫩人民成功革新国内政治,但要如何避免列强侵扰中东引发的外溢影响,仍会是个艰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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