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解析第五个现代化不可唯政治 习近平欲为理论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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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今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议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6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当时多维新闻发布《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将对“未来中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认为,相较于在毛泽东时代提出、经邓小平时代背书确认和发展的“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从‘道’的层面去讲述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翌年7月20日至23日,多维新闻再度重点聚焦于“第五个现代化”议题,刊发了系列文章,引来各方的广泛关注和转载。其中,中国国内以《外媒: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形式,在各大主流网站摘录发布。

果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教育、法治、军队、制度建设等多个领域得到体现,特别是在法治领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进行了司法体制现代化改革。但相对于人民的期望和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说,当下中国仍有诸多不足,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何时隔6年后,中共最高决策层再度聚焦“第五个现代化”。

为了引发更多思考,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我们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四中全會召开之际,将6年前的原文呈现,以飨读者,以下为原载于2014年7月21日的《解读第五个现代化不可唯政治 习近平欲为理论解套》。

“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对几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也是其新时代的改革目标。图为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会上为受表彰者鼓掌。(新华社)

多维新闻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曾以特殊的观察眼光指出全会报告中一个对未来中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设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总结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这个结论也在过去的近一年时间中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甚至中共高层智囊的重视。例如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就公开表示,“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正式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现代化。”但是也要看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一些学者过度的将其政治化,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将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的前兆和先声。还有看法认为既然是政治现代化就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甚至只针对行政领域;而更多的人也往往只看到“第五个现代化”在操作层面的意义,而忽略了其在理论上的推动作用。这种唯政治化的解读,体现了对中共的这一重大思想的误解和缺乏洞察力。特别是中共官员,如果只是以这种以偏概全的简单理解来领会和推动“第五个现代化”,反而会让这一重要变革和设想形而上学化,无法达到其里程碑的作用。

不等同西方民主制度

在一些自由派学者对第五个现代化进行“政治化”解读时,他们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政治制度”,也就是“唯政治”的内容,并且将其与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等同,这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错误理解。

必须承认的是,“第五个现代化”无论是从字面表述还是内在含义,都透露出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无可回避的。但政治绝对并非习近平所要实现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因此不能简单地唯政治化,更不能将其与西方民主划上等号,尤其是不能与西方制度中的政治改革等同,认为是中共选择要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的信号。因为在中共决策层看来,他们所要实现的“第五个现代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有着本质不同。这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和习近平所作的公开解读中就已经显露分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是提出了中国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而这轮“二次改革”的总目标,在《报告》中概括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里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甚至置于“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前。这就表明,二者不仅是并列的关系,甚至是先后、主次的关系。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推进国家体系能力的现代化,而要实现这种现代化,必须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共的政治语言表述中,这种“并列前置”就表达了态度。这也正如同中共在十三大上,改革派与保守派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最终是邓小平拍板,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定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当时被保守派视为改弦易辙的“改革开放”并列但置于之前,无论中国如何改革开放,都必须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变。

首先要确定一点是,“第五个现代化”是带有习近平强烈个人意愿的政治规划。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从习“亲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到《决定》公布的同时他又“亲自”为《决定》向全会作出说明,多维新闻当时就曾作出判断:三中全会的报告内容及后续措施,带有浓厚的习式色彩。

跳出历史,再看习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解读,就可以打消外界一切的猜测。他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解读,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已经向外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面向几乎所有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层官员的会议中,习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习近平眼里,从政治属性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而并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由政到治 习近平思路的改变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本文一再提及的“唯政治化”,是指仅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范畴之内,如选举、组织、人事等,含义狭小,忽视“大政治”范畴内的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其他领域。虽然将习近平所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认为是中共在“现代化”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里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内涵绝不是简单、唯一的“唯政治化”概念,而是从政治,到社会,甚至于文化的整体谋变。仅以“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例,就体现出一种“由政到治,以治理国”的变化。

在胡锦涛时期,“创新性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困局的解决方式被提出。虽然那一届中共领导层感觉到了要解决当下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创新”,但是思路还是套在“管理”的旧局中。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显然就已经开始“破局”,从“管理”走向“治理”,这种“变化”离开了高在云端的政治解读,如果“第五个现代化”能够落地,对于中国的社会、政府、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会产生一种社会各阶层都触之可碰、近在身边的感受,这才是为何说“第五个现代化”不可唯政治解读的一面。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伴随着改革成果,还产生了大量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困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教育医疗住房安全问题,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社会维稳难度日益加大,政府失位,机构臃肿,分工重叠,官员手段僵化……这些现象亟待改变。一些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社会情绪日益饱满等等。体制机制的严重障碍说明当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因为有这样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这番中共才会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一论,希冀由此能够自上而下予以解决。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位基层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其对“现代化”的领悟除了物质层面,还有执政机制的治理等层面。这是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新华社)

国家治理体系,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一国整个治理结构的重新架构和分工。在过去中国的国家各部门架构中,党政不分,分工不明,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的直接后果就导致了政策的上下不畅,大量人员人浮于事。而在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希望对这种过去式体系进行的改变。以最受关注的反腐为例,在《决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其中,所提到的“反腐体系”、“公开制度”实际上就是王岐山曾经一再提到的“先治标,后治本”中的“本”,是“体系”的变化。而且中纪委在反腐党政不分的问题上,也作出了改变。接近中纪委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和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两名专家分别表示,中纪委已经作出决定,“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是中纪委先介入办案的模式,涉及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这种对于查处官员反腐从党务走向司法的转变,不正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表现吗?

而“治理能力”最主要的代表群体还是官员。中国民众在过去十年的不满,最多的也是针对官员。从山西官员“表哥”杨达才在重大交通事故现场开怀大笑,到在“5•12汶川地震”中救灾时面带微笑,被称为“谭笑笑”的时任四川绵阳市委书记谭力,从百姓因为拆迁、污染向官员下跪,到各种维稳事件中简单、粗暴的手段,经过65年的锤炼,中国官员的“治理能力” 仍不及格。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之所以说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理解不能过于唯政治化,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理念对于处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胡温十年,无论是中共官员还是百姓,最受困扰的仍是“上访维稳”的问题。百姓苦于上访难,官员苦于维稳难,百姓觉得官员“不讲理”,官员觉得百姓“不明势”。在这样的对撞下,占据“强势”地位的官员就会在简单思维支配下,凭借粗暴的手段解决,随后让事态进一步失控,这种案例已经太多。

但是对于有着充足地方执政经验的习近平来说,对此想必是心知肚明,他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他们应当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来适应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大变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才会与高屋建瓴的“治理体系”放在一起,终于被摆上中南海的案头。

不仅在社会,在经济问题上,以习为首的中共高层也正在用“第五个现代化”来转变观念。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习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辩证性认识,到李克强的定向刺激,调整结构,不仅计划经济和西方经济理念有着完全的不同,与2008年简单、粗放的“四万亿”,也有着更为现代化的转变。

从实践到理论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回答

从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中共标榜自己实际走在理论之前的口号,但也正是因为三十多年注重实践,轻视理论的缘故,中共在目前就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局。而从“第五个现代化”入手进行剖析,或许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习近平正在试图对这种“实践重过理论”的情况进行改善,为理论“解套”。

在前文所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主要会议上,习近平其实还有一个表态被外界忽视。在会议上,习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里他所强调的“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在他眼里,中国为何要在今天进行这一个工程浩大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与新角度”的回答。“老问题”即是那个从1922年苏联建国起就困扰共产党人近一百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究竟如何处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而回答这个问题的新角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才是今天他要推动“第五个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表现出他的领袖式的战略眼光和承接毛泽东、邓小平的重要原因。

多维新闻一直强调,1949年后中共领导人谱系中,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一脉相承。毛泽东影响了1949至1979年的中国,邓小平也从1979年开始规划了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而习近平自上任之后,其治国思路,也延伸到未来三十年。三者在领袖气魄和战略眼光上站在同样的高度。而且三个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有着这种一脉相承的表现。虽然早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就已经由理论发展为实践,但在1989—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说明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毛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共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于王明、博古等照搬苏联和马克思,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他能够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看待中国的很多问题,也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后他通过实际行动给出答案,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行动来实现自己脑海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当然最终结果是他并没有成功。

而邓小平就清晰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错误,并将毛留下的遗产向前再进一步,解答了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邓的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最后他给出的答案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而“四个现代化”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内提出,并带着那个年代特殊的符号特征。这也是为何说“四个现代化”都只在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属性,是“器”而非“道”。

如果说毛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有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邓解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问题,那在习近平的时代,如何处理好生产关系就尤为重要,也是这个三部曲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要看到的是,习近平仍然在强调经济建设,以此为中心,将其作为第一位,因为即使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习已经开始在布局对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这就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中国今天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也就不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反过来,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体系和能力,生产力会被束缚,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也就会沦为纸上谈兵。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换句话讲,改革和成型的制度两者是一个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讲一套定型的制度,会束缚改革。所以邓讲留出30年的时间,让大家去做探索。现在《决定》说2020年在体系形成方面取得决定进展,时间上与之前他的战略构想几乎同时。

在习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深层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时,是国家治理的难度加大,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方法难以适应新的国家治理要求时,为了避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让国家出现动荡时,种种危机时刻下中共作出的选择,是对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全方位“转身”。不仅不能简单地同西方民主制度划上等号,更不能“唯政治化”地将政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唯一构成要素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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