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葬佛朗哥 牵动民主独裁二元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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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近一年半的缠讼后,西班牙最高法院终于在2019年9月驳回佛朗哥后人的诉讼,准许桑切斯政府(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将佛朗哥遗体自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陵园迁出。10月24日,西班牙空军派出直升机将佛朗哥棺柩移至马德里北郊的帕尔多公墓(El Pardo-Mingorrubio),现场聚集不少怀念佛朗哥统治或右翼的人士,佛朗哥家族里拒绝迁葬的成员也在稍晚发出声明,谴责道“用严重侵犯我们基本权利的方式实现对我们祖父佛朗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陵墓的亵渎”。马德里自治区主席伊莎贝尔(Isabel Díaz Ayuso)则批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PSOE)搞“死灵秀”,意图赚取选票;极右翼的声音党(VOX)马德里分部主席罗西奥(Rocío Monasterio)亦抨击称这是“对转型的背叛”。

佛朗哥亲属抬着其棺材,准备按照西班牙政府命令迁葬至马德里北郊。(Reuters)

西班牙全球事务国务秘书艾琳‧洛萨诺(Irene Lozano)称誉此举是“属于西班牙人民的胜利”,并宣称工人社会党是在重新启动2007年制订的《历史记忆法》(Historical Memory Law),借以消除专政的最后标志。显然,佛朗哥的历史定位被认定是民主与独裁孰是孰非的判准,但由于佛朗哥的崛起,终结了西班牙的长期混乱,给社会带来相对稳定,以及利用冷战自欧美获取援助提振经济,因此仍有许多人认可其治绩。加上佛朗哥于1975年11月病亡后,为团结反对派与旧势力,西班牙政府选择于1977年颁布《大赦法》(Ley de Amnistía en España de 1977),让从前被查禁的政党得以跃入政坛,而佛朗哥时期政府的非人道罪行也免于被清算,使得西班牙人民普遍不大热衷质疑佛朗哥的功过。直到2007年《历史记忆法》公布后,西班牙政府才着手清除佛朗哥的象征和补偿受难者。

然而,若纯以民主与独裁的二元对立法来论断佛朗哥,难免仍会落入意识形态之争的窠臼,毕竟佛朗哥政权的现世,有其国内外因素的广泛影响。对内,这是要克服西班牙百年衰落的严重困境。作为一个曾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地占美非亚三洲殖民地的世界强权,西班牙却未能赶上工业革命的现代化浪潮,在19世纪急剧衰退为二流国家。1873年至1874年间昙花一现的第一共和,不仅没能解决国家危机,还播下地方分裂与军事独裁的火种。1898年美西战争的大败,令西班牙丢失古巴、菲律宾等殖民地,更深深震撼了西班牙人的自尊。

当西班牙波旁王室复辟后不久,军官普里姆(Don 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1930年)又在1923年发动政变,开启日后佛朗哥专权的序幕。尽管普里姆执政时建造大量基础设施,让农业人口降到47%,成功引领西班牙步入工业化社会,但经济危机与社会思潮的分裂依旧迫使其垮台。1931年第二共和开始,新生的共和政府力图改革,但由于内部汇聚太多意识形态相差颇大的派别,比如左倾的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靠右的资产阶级保守派、还有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地方势力、以及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政党的内争不仅无益于治理国政,还引来天主教会与军方的连手反扑。

1936年西班牙内战前夕的选举,左右翼双方的暴力色彩都达到高峰,稍后率领“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胜选并担当总理的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1946年),甚至在选前就叫嚣假使右翼赢得选举:“我们必然发动内战”,丝毫没比举起叛旗的佛朗哥和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 de las JONS)温和多少。且内战时双方都进行过惨烈的屠杀,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调转枪头与人民阵线在巴塞罗那相残过,卡瓦列罗还取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以强化对地方的掌控。但讽刺的是,人民阵线在这段不光彩历史中承担的责难却很少,迫害人权、消灭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文化的罪名几乎都集中到佛朗哥身上。但客观而言,“独裁者”佛朗哥的登台,反而一举廓清左右翼的纷争,替西班牙带来安定。

至于国外因素,打从西班牙内战开始,爱好“自由民主”的英、法、美等国反而敌视胜选执政的人民阵线,认定其左翼色彩有苏联的影子。英法连手把持国际联盟做出不干涉的决议,禁止出售武器给西班牙任何一方,但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右翼政权反而趁机派出大军支持意识形态相近的佛朗哥,令其能够节节胜利,人民阵线只能依赖苏联和国际志愿军的有限支持,但最后依旧无力回天。因此佛朗哥的得胜,实有赖列强的私心。

佛朗哥的长期执政,实有赖欧美列强的姑息或支持。(AFP)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佛朗哥起意过加入轴心国,并派遣志愿军协助德国东侵苏联,但英美等国基于西班牙的战略位置,不愿西班牙正式参战,故送去不少款项和石油等物资怀柔佛朗哥,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年)甚至以秘密资金收买西班牙军官,好劝服佛朗哥坚守中立。到了二战尾声、1945年波茨坦会议时,虽然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1953年)提议该推翻不“民主”的佛朗哥,但这时候的英美反而宣称“不干涉内政”而拒绝斯大林,只因担心西班牙再度引发内战令反共防线在地中海出现破口。

所以虽然佛朗哥有过亲近轴心国的行径,使部分欧洲国家心怀怨怼,其他国家则以专制独裁为借口孤立西班牙,1948年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1949年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时也都没西班牙的份儿。但佛朗哥的反共政策与西班牙的战略利益仍吸引美国大力扶助,双方遂在1953年签订共同防卫协议与经济互助协议,西班牙允许美国使用国内的军事基地,美国则提供2亿美金以上的援助,借此让西班牙与北约间接对接。尽管美国规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援助得用于军事方面,但西班牙仍在这笔挹注下,于当时获得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经济增长率。美国官方还引导舆论,试图将西班牙宣传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虔诚“民主”国家。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基于利益需要,其实并不在乎“自由民主”到底有无落实,只要亲近国愿意配合自身所需即可。

正由于佛朗哥政权的诞生存在复杂的成因,因此绝不能单以“民主与否”来论断其影响,毕竟其代表西班牙内部想摆脱衰落大国的民情渴望,又是欧美列强彼此算计与交锋下的产物。尤其是来自国际的支持,使佛朗哥得以长期执政于不坠。丘吉尔曾在1948年向下议院替佛朗哥开脱道:“在战争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被西班牙人杀害过,而我们从西班牙那里得到的间接帮助对我们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决不能说,西班牙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损害了我们或美国”。对亟欲围堵苏联的美国而言,自己对西班牙的看法其实和丘吉尔相差无几,粉饰佛朗哥有益于堵上反对派的嘴。所以论者若以空泛的“转型正义”概念抨击佛朗哥独裁,却忽略检讨背后深层的地缘冲突成因,回避佛朗哥隐含的大国代理人色彩,那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历史记忆”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反而只是让佛朗哥成为政客的政治提款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离主义者塑造受迫害记忆的筹码,扭曲了当时全西班牙人民俱是佛朗哥与美国霸权的受害者的真相,丝毫无助于社会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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