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现代化: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方案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闭幕,今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早在六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就被多维新闻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这个说法后来被中国主流媒体、学术机构广泛使用。

“第五个现代化”本来应该是外界观察和解读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但在过去六年里,外界对“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相对有限,未能理解它对于中国长治久安和崛起复兴的重大意义。海外舆论每每谈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变化,总是习惯于聚焦中共集权,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强化,老盯着习近平“定于一尊”、修宪等,依旧满脑子的权力斗争,没有用现代化意识去认识中共“第五个现代化”脉络。

相比于海外媒体经常关注的中共集权,“第五个现代化”才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更具现代意义的政治目标和方案。(新华社)

“第五个现代化”的轨迹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份列出一揽子改革计划的文件里,中共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时海内外舆论虽然对此非常关注,但关注焦点主要还是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忽略了文件里对未来中国可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多维新闻于当年11月22日撰写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明确指出相较于毛泽东时代提出、经邓小平时代确认和发展的“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可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多维新闻因此成为第一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炼为“第五个现代化”并进行解读的媒体。

果然,“第五个现代化”的说法提出后,很快获得中国学界、政界的关注和呼应。例如,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中国着名政治学家俞可平在“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正式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现代化。”几乎同时,时任中国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亦指出:“可以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2014年7月20日至23日,为了增进世人对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认知,多维新闻刊发四篇有关“第五个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三大危机临门 第五个现代化成中共必修课》、《解读第五个现代化不可唯政治 习近平欲为理论解套》、《习近平版第五个现代化 构建中共执政双行线》和《为什么习近平能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这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其中一则题为《外媒: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消息,相继在中国国内各大主流网站摘录发布。

几年来,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第五个现代化”,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教育、法治、军队、制度建设等多个领域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在法治领域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出台和完善一系列法律,进行司法体制改革。2018年中国“两会”后,中共启动一场大规模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其中被反复提及的重要导向正是“第五个现代化”。时隔六年,中共再度以中央全会决议的方式及规格为“第五个现代化”背书,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能否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直接关乎中共能否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Reuters)

何为“第五个现代化”

既然如此,何为“第五个现代化”,又该怎样理解“第五个现代化”?回归概念本身,“第五个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公共领域的理性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问题。从认识论层面来看,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执政者掌握现代思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转型,建立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执政理念。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执政者要抛弃一切粗暴与僵化,采取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措施,以实现更有效、更有说服力的治理。

简单地讲,治理体系是指制度,治理能力是指人。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要追求的是制度和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理想效果。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避免人类的愚蠢错误,避免政治的任意性和不稳定性。好的人则是让好的制度落到实处。比如,即使有最佳的交通管理规则,没有交通警察严格执法或交通警察乱执法、不会执法,交通管理规则也只是摆设。

法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推进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应不断提升法治水平。(VCG)

尤其要注意的两个关键词是治理和现代化。根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解释,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相对统治、管理的单向维度,治理是在统治和管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协调与平等参与,把政府视为社会进步的协调者。治理的概念是开放、多元,由社会、公众、政府多维参与构成。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现代化则是指相较于过去,社会各方面变得更“令人满意”、“有效率”,处于不断改善进步过程中。正如多维新闻曾反复阐述的那样,一些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其实是对现代化的收窄和对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迷思。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模式,有很多经验可资借监,但不是唯一一种,更未必是最好的一种,近年来西方社会频繁出现治理困境就是有力例证。

为什么是“第五个”现代化

至于为什么是“第五个”现代化,因为中国已有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四个现代化”的存在。“四个现代化”提出于毛泽东时代,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为生产力的属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被贫穷落后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深陷“革命斗争”的国家,“四个现代化”不仅寄托人民大众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中共这个理想主义政党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四个现代化”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体现中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第五个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补充,将帮助中国人把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形神具备的“道”的层面。

《易经·系辞上传》有“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的解释。这里的“形”,指的是可认知的存在,“形上”与“形下”,分别指无形的存在和有形的存在。具体而言,如果说“四个现代化”大致可比作为“形下”的器,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其实可以理解为“形上”,是从道的层面讲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第五个现代化”不会也不应该取代或贬低“四个现代化”的地位。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长期存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纵使中共十九大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物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严重。中国不光有“北上广深”,还有“老少边穷”;不光有沿海城镇,还有内地农村;不光有高楼大厦,还有破屋茅棚。因此“四个现代化”在今天没有过时,依然会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而今天之所以突出“第五个现代化”,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四个现代化”在较大程度上初步实现,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利益格局,矛盾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大众对于政府的要求愈来愈高,原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变化,日渐制约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治文化、官僚主义依然浓厚,现代化治理存在严重短板,封建和专制主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与时俱进地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才可能彻底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国家治理才可能变得规范、文明和禁得起历史、人心的检验。而对于当下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来说,假若中国能沿着“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基本完成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后,实现政治层面的现代化,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令人向往,必将有助于拓宽人类社会国家发展模式的路径。

以上正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遗憾的是,由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比较抽象和理论化,普通民众对此知之不多。港台等海外社会因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观察中国政治时也容易忽略这点。其实“第五个现代化”才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极具意义的政治方案和目标,是决定中国能否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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