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习近平二度表态 三种思潮挑战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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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巴西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期间,再度就香港局势发声。(新华社)

当地时间11月14日,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就香港局势进行表态,据中国官方通稿,习近平指“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这是习近平近来第二次公开就香港局势表态。北京时间11月4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进博会期间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谈及香港局势,同样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最重要的任务。多维新闻在《习近平两次涉港表态 用词差异显北京平风波心切》一文中分析,对比习近平两次公开表态可发现有些许不同之处,其一是最新表态中,习近平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用的是“最紧迫”,而在11月4日那次,则用的是“最重要”。 “最紧迫”与“最重要”两字之差,可以看出随着香港局势升级,暴力蔓延至校园内,以及出现伤亡情况下,北京方面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香港管治团队积极止暴制乱的意愿。当然,北京会给予港府及管治团队最坚定的支持。

在中共最高层二度表态之后,香港修例风波向何处演进值得观察。有北京观察人士指出,香港修例风波是自由主义、分裂主义和激进左翼三种思潮共同交织形成的。

反对中共的自由主义

香港作为自由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典例,港人从来没有反思过自由主义给他们带来“危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买不起楼,没有前途恰恰是自由主义不受到制约的恶果。而是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自由受到侵犯”,归咎于1997年回归之后被中共治理。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仍然在继续。西方一些评论将香港称之为“新柏林”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们将香港包装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沿阵地。可惜的是,数量不为少的香港人也抱有此类的想法,可能他们对此的思考没有那么深刻。当然中共自己在文革、六四、三聚氰胺奶制品污染事件、汶川地震后腐败事件、铜锣湾书店事件中的表现,也让一些港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但是这一切的并结果就是,一些港人设置了一个伪命题——自由主义曾经给予香港的繁荣,正在被共产党剥夺。

其实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曾经给予香港的繁荣,正是被自由主义本身剥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形态,使得平等惠民政策无法绕过大资本家的干扰。

此外,选举政治作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真普选”也成为香港人近年对中共中央政府不满的原因。当暴力和激情慢慢散去,香港人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选举未必带来“良治”。 诚然,选举制可能是目前人类所能发现的最不坏的那个制度。但是最起码在东亚的政治史中,选举未必带来良治。反而东亚诸国的崛起,恰恰是在“开明的专制”和“克制的民主”共同作用下实现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崛起,麦理浩时代的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都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反而是真正的选举,带来的却未必是良治,今日台湾即是案例,选举带来的只有内耗,没有“麦理浩”。民主的价值不同于民主的实现形式,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选举民主,都只不过是政治民主的具体形式。崇尚完全西方价值观的人,恰恰是沉浸在“选举政治”中不能自拔。

回到香港,香港作为西方远东殖民主义的“残留”,这个世界上最“自由主义”的地方,太强烈地迷信于“选举政治”。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选举,广大的中间派被“选举”的外衣绑架,忘记他们真正怀念,并且需要的是那个麦理浩。这种人,是需要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去选拔出来的。而“港独”唯一能够“夺权”的方式,就是把“普选”异化为全民公约数,倒逼北京,通过普选上台,实现权力的更迭。

因此,“反对中共的自由主义”成为此次修例风波的第一种构成思潮。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背后的分裂主义

回顾整个修例风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最有代表性、传播性的口号。这个在2016年由梁天琦提出的口号经过此次风波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参选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张秀贤在被选举主任问及有关政治立场的问题时,他在回复信中说明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意思,称“光复香港”,意思是将香港“光复”回旧日般面貌,如市民可以如往日般享受各种自由,重归安居乐业的生活,“时代革命”就是指在这个时代,我们必定要透过大型的变革,才可以使香港继续向前,回复昔日的光辉。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种“狡辩”,今天一些激进示威者喊出“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真正诉求其实就是“港独”。“时代革命,光复香港”,“革谁的命”?革香港政府的命,“从谁手中光复香港”?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这个口号,就是典型的分离主义口号,背后隐藏的意思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而非大陆新移民。其中2006年是香港本土派发展的一个重要年头。当年80后青年反对天星码头清拆,孕育出第一个以“本土”为号,名为“本土行动”的社运组织。另一是第一个以激进抗争为号,与主流的民主党有别的新政党社民连诞生。一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如果你采访任何一个走上街头的示威者,尽管他们嘴上会跟你说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或者出现A认为香港应该继续拥抱自由市场, B认为港府应该大派福利此类截然相反的社会政策,但是这些勇武派与和理非真正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本土优先”。不要看“黑衣人”如今与住在重庆大厦那些东南亚族裔似乎关系很好,那只是因为东南亚人并不掌握香港政权,他们更多从事低阶层劳动,没有对港人行成竞争压力。

“本土优先”如果基于“一国”尚且能够被中央政府接受,但是恰恰因为这个地方是香港,香港人在经济、文艺创作上有着对大陆傲视的历史,不过这些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优势。再加上前文所说的“自由主义”又让一部分香港人给自己赋予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战士”的形象,使得“本土优先”理念再进一步不会出现中国内陆省份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分离主义”。

所以,分离主义也就成为“修例风波”中一部分港人的真实目的,它与自由主义交织。这一点恰恰突破了北京的底线,是中央政府无法容忍的地方。看习近平的两次表态,北京的态度很明确,香港只要能够遵守“一国”,并且不出现危及“国家安全”事件,其他的一切事务都可以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惜,“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突破了红线。

左翼投机主义

要求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全球兴起,尤其是年轻人成为主力军,香港修例风波也不例外。这一点恰恰是港人不自知的。

尽管作为“远东最后一个自由主义堡垒”,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因为自由受到中共的侵犯才走上街头。但是正如大多数社会抗议一样,这个生长在自由主义土壤上的街头运动带有明显的左翼运动主张,就是不满建制政府,不满资本家,要求平等。 左翼思潮的回归,同激进右翼的崛起一样,是当下世界的一个大势,而且两者在快速结合,这在香港局势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要打破阶级固化,要求经济民主,“求平等”……这些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今天走上街头的核心诉求,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

如果说近100年来,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科技革命,对财富进行了数次再分配,有效缓解了人类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战争的周期律。那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的阶级固化是在加剧的,年轻世代看不到希望,被束缚在某个阶层里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单独现象,而是整个世界如此。资源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加深,低下阶层惠及不到,传统执政党政策顾不到他们,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被本土派利用,焦点是新移民,资本家是元凶,对社会不满具体化个人化。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占领华尔街,占领中环,“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崛起。

作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地区,香港更是如此,今年1月21日,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房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进一步恶化,由2017年的19.4倍升至20.9倍,意味着香港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创调查历来最高水平。1月8日,香港法院宣判一起悲剧案件。该案缘起于一位八旬老翁常年独力照顾长期患病妻子,见妻子健康每况愈下,完全无法自理,担心自己早死后妻子无依无靠,将妻杀死,继而报警自首。在老龄化严重的香港社会,这件悲剧暴露了贫困长者老无所依的困局。这着实令人唏嘘。港府对于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引以为傲,连续多年不曾改变,而中国中央政府,为了彰显“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以及对“港人治港”的尊重和维护,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疑虑,所以对于香港的最自由经济体系,非但始终未能进行必要纠偏,反而还长期以来予以肯定,并正面报道。

2006年香港左翼组织“社民连”崛起就是典型案例,这个新兴政治组织要做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争取社会正义的“真正左派”。但是这个组织激进的语言和行动风格为民粹主义的发展大开中门,荒腔走板,毫无理论基础,行动更是荒诞。使得要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成为了投机主义。

更准确的说,像社民连这样今天一些打着“平等”口号的香港政党,就是一个在香港大变局时代试图进行投机的政党。任何离开最为广大民众基本诉求,只顾及自己政治谋划的政党或政客,都不能冠之以真正的左翼名号。

因此,中央不清楚港人的生存现状,港府和资本家没有意愿去改变港人的生存现状,依靠常规手段港人自身又无法改变现状……走上街头成为最后的选择。

自由主义、分裂主义、左翼投机主义三者共同交织,互为因果,在香港这弹丸之地的上空交织、盘旋,压在每个香港人的心头。既让香港问题具有空前复杂性,也使得香港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罕见的“城市样本”。治病要治本,如果中央不能深刻认知香港背后这种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就无法对香港问题解局。即使今天修例风波得到控制,也会如“占中”一样,几年之后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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