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1979年:中美苏三角关系下的中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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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发生的中越边境战争,在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越南称之为“北部边境保卫战”,与之相对应越南还有西南边境保卫战,即越南柬埔寨战争。这两场战争以及同年发生的苏联出兵阿富汗,都并非简单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根植于冷战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苏三角关系之下,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利益纠葛决定了战争进程。

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64年至1982年任职期间,苏联国力走向巅峰,在全球采取“攻势”战略,迫使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关系.事实上,在苏联压力下,中国也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需求,冷战进入中美苏三角关系时代。(AFP)

帝国正午的苏联

1979年,对于苏联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在这一年苏联因出兵阿富汗达致其扩张巅峰,却又因深陷阿富汗泥潭而走向衰落。但毫无疑问1979年苏联国力正处于巅峰,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攻势战略下,苏联在全球处于攻势,美国被迫处于守势。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继承赫鲁晓夫政治、经济改革的基础上,修正了赫鲁晓夫鲁莽行动造成的偏差和失误,使苏联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1966年又推行“新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1965年,苏联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60%,到1981年增长到67%,苏联工业总产值1981年更是达到美国的80%位居世界第二,电力、原油、原煤、天然气、钢铁等多项产品产量均大幅超越美国。1965年至1981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平均每年增长6.7%,超过西方所有国家。整个1970年代,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逐渐缩小。

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提升,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里,苏联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至1981年的1,550亿卢布,增长了3.75倍,占苏联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加之勃列日涅夫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投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苏联军事实力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在1970年代都逐渐赶上美国。

比如,在战略核力量领域,1966年苏联洲际导弹、潜射导弹数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1969年已经大致与美国相等,只是核弹头数量方面稍逊。到1970年前半期苏联潜射导弹数量也赶上美国,进而在1970年代中期大大超越美国,水面排水量超过20,000吨、人类迄今最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台风级也是在1970年代后期开工建造的。

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苏联外交成就时,宣称苏联已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它的对手已经被迫“大大退却”,并断言西方、美国无论是谁上台都不得不同苏联搞“和平共处”。1977年,在勃列日涅夫要求下,苏共将“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写入宪法。

然而,在苏联强大的表象之下,其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苏联在经济领域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改革的红利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逐渐消失。以工业总产值为例,1966年至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8.4%,1976年至1980年已经降到4.5%,1982年进一步降到2.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也从1966年至1970年的4.2%降到1976年至1980年的1.8%。更为关键的是,在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上,苏林全面落后于欧美,这些产业正是此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这种强大的表象下,1978年4月,苏联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推翻了查希尔沙政权,1979年在阿富汗局势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后,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又决定出兵阿富汗,从而陷入“帝国坟场”十年,空耗国力。可以说,1979年是苏联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经济危机中的美国

1979年的美国,虽早已脱离越南战争的泥潭,但高油价与滞涨的双重煎熬仍困扰着美国。事实上,早在1969年美国经济就陷入了滞涨,即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快速上涨并存。1970年代,因第四次中东战争、伊朗革命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飞涨,进而传导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更使美国的滞涨雪上加霜。

1973年至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油价由每桶3美元上涨到12美元。1978年至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油价由每桶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与之相对应,1973年至1975年、1979年至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加之气候问题导致的农业歉收,1973年、1974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高达13.2%、13.7%,1978年、1979年上涨幅度也有9.7%、10.7%。

1973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持续了18个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5.3%;197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长达44个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1.8%。经济危机期间,大量企业破产,美国失业率上升到战后历次危机的最高值。1973年经济危机造成了近1.5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9.2%,失业人数约836万。1979年经济危机中,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300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直到1982年美国才摆脱滞涨,进而在微电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助推快速发展。

1970年代美国经济上的困局,使美国不得不在美苏冷战中处于守势,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及以后几届美国政府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拉拢中国联合对抗苏联也是源于此。基于“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较,最大的弱点是在战略武器领域……(中国)地面部队仍占有优势地位”的判断,一位美国前国防部长曾提出了一个堪称“疯狂”的计划,用美式装备武装中国的300万陆军,使之能够在战时夹击苏联,以减轻欧洲战场的压力。当然,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但也使苏联紧张了一阵。

中美苏三角关系下的中越战争

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中国一直是力量最弱小的一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核武器,相比美苏也不值一提。1979年,十年文革虽已经结束两年多,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国民经济仍然百废待兴。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仍在,世界大战阴影并未减少,直到1985年邓小平才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进而裁军100万人全面转向经济建设。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6年曾对中国1970年代的军事力量、防御政策和战略做出详细的分析,指出:“在亚洲其他地方,苏联的影响加剧了北京对来自于周边国家的较小威胁的担心。在印度呈现出比日本更加直接的威胁,而很少是潜在的威胁。中国尤其担心南部边界地区与苏联结盟的有核国家。尽管最近在新德里进行了协调,把外交关系提高到大使级水平,但中印边界仍然存在潜在的争端,北京怀疑印度的冷淡态度是否会明显地减弱。而且,苏联对印度洋的渗透已经表明,苏联的战略已经部分地进入了印度洋沿岸。因此,北京预见到了苏联在海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包围。”

在东南亚,中国把越南看作最强大、最稳定的国家和一个潜在的扩张主义者,它造成了令他们苦恼的安全问题。河内是北京渴望成为对这个地方有绝对影响的障碍——中越长期的种族摩擦和双方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的敌对声明,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厉。即使河内没有对莫斯科的暧昧感情,这些摩擦也会存在,但是现在这种关系扩大了。苏联在越南获得海军基地权——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会大大增加北京对苏联包围的恐惧。”

事实上,苏联在东南亚实力的增强,越南在苏联支持下的扩张,美国也将其视为威胁,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都将受到直接威胁。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越南到阿富汗、伊朗一线的扩张,将直接威胁从中东石油产区到东亚石油运输线,而石油美元是美国费劲心思才建立的,对于美国的金融霸权极端重要。因而,尽管美国明白“北京把美国视为一个仅次于苏联的的直接军事威胁……(美国)仍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的对手”,但基于“中国和美国在与苏联的斗争中拥有共同的利益”,两国携手援助阿富汗反苏武装,大搞代理人战争,美国对中国“教训”越南也予以默认。

邓小平访美后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中越战争,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很多人都怀疑美国事先知道中国即将进攻越南,但卡特坚决否认。图为1979年1月邓小平(左一)访美时,卡特总统(左四)主持仪式欢迎邓小平访美。(VCG)

中越战争爆发时,美苏两国正在华盛顿举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据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回忆,中越战争爆发后勃列日涅夫曾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通过热线交换意见。“勃列日涅夫一口咬定中国是侵略者,而卡特则吁请不要扩大事态,他将之看作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反映。双方均怀疑另一方对中国的战略。卡特首先要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第一,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第二,美国政府事先并未得知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打算进攻越南。总统谈到他本人曾强烈告诫这位中国领导人不要在越南采取行动,而且在进攻发生之后他要求中国部队尽快撤出——这恰恰也是苏联的愿望。”

对于美苏两国而言,中越战争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并未影响两国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9年5月两国结束长达两年的谈判后,6月两国元首在瑞士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对于苏联而言,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属于“缓和”战略的一部分,所谓“缓和”只不过是为苏联硬实力赶超美国争取时间。中越战争的爆发,可能反而促使苏联与美国达成协议,以安抚美国,预防中美联手,而美国也乐于通过打中国牌达成协议。

中苏之间虽自1950年代两党关系破裂以来龌龊不断,在边界地区还曾兵戎相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两国都没有撕毁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协议有效期为30年,将于1980年到期,也就是说中越战争爆发时该条约仍然有效。战争爆发前的1979年1月,多勃雷宁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还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

基于中美苏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斗而不破的默契,中国对越战争注定是一场有限战争,这也决定了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愿望难以实现;苏联会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国北部边境也进入了战争状态以防苏联进攻,但苏联并不会履行与越南的同盟条约,就像苏联明知道中美援助阿富汗反苏武装,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最多外交上打打嘴炮。

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格·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在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见证》一书中曾反思苏联的对华战略,提出苏联政策失误之一即“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从而使苏联不得不在远东集中很多兵力,这又反过来给中国造成了来自苏联的威胁的印象,促使中国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与西方进行政治军事合作。

就在中越战争结束后一个月的1979年4月,中国正式照会苏联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据苏联档案披露,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李善一在离任前与苏联驻古巴大使的会面中指出,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将该条约延期”。所谓的重大变化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既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了,联合对抗美国的同盟条约自然就没必要存在了。实际上在1978年中国就已经决定不再续约,当时中美建交谈判已经进入关键时刻。同盟条约虽然不再续约,但中苏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需求,随后在中方提议下两国进行了新协议谈判,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在谈判中的核心诉求是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毗邻中国地区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驻蒙古国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但苏联并不承认有威胁中国的意图,并拒绝在谈判中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双方经过六次谈判也未取得共识。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后阿富汗后,次年1月中国宣布中断谈判。此后,直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后中苏关系才逐渐改善,而中美关系当时正处于蜜月期,距离苏联解体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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