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红头文件背后 习近平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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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虽然从制度层面给出了事无巨细的说明,也呼应六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两年前的十九大报告之内容,重申了两个百年的蓝图,但外界对于中国未来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即将满百年的中共可否真的实现长期执政,中国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又意味着什么,一直以来并没有清晰的答案。

围绕四中全会以及外界对于中共、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诸多疑惑,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在柯华庆看来,四中全会等于回答了外界的疑惑,也给了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明确的答案,因为社会主义的方向是确定了的,这条路是毫无疑问的。而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是解决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

本文为系列访谈第一篇(共三篇),转自《多维CN》052期(2019年12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新华社)

多维:关于四中全会《决定》,各方评价不一,你有什么样的总体评价?

柯华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申,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暴乱的大背景下,这个重申的意义还是挺大的。实际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这六年来,有很多人对于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还处于观望态度,有些人的心还不太定,以我的了解,甚至还包括领导体制内部的一些中层官员。

在这个背景下,十九届四中全会一锤定音,还明确了2035年、2049年的中远期目标,即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都是明确的,这条路是毫无疑问的,不要还想着有什么别的道路,社会主义之路必须由中共领导,不要再考虑别的道路。现在需要做的是建构学理深厚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说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时我的一个判断是,中国要走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把它简称为“现代社会主义”。

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思考要放到很长的历史背景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一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不同阶段:首先是洋务运动,可以认为是器物现代化,或技术现代化;“百日维新”,属于制度现代化;五四运动,被称为是文化现代化或人的现代化。这几个阶段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

但是五四运动之后,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现代化的道路中断了,中国首先必须谋求民族独立,共产党最终领导中国人实现了这一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尽管官方此前把1949年仍划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承接的是新三民主义——到1956年才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总的来讲,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了。我发现中共中央在近期下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文件里面已经明确“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踏上了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共再次重提现代化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一些不同的内涵。

多维:无论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还是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时期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都属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此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形而上层面的现代化。

柯华庆:对。中共将第五个现代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另一个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理解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核心是制度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就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加上原来的四个现代化,等于提出了一个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此次四中全会《决定》文件似乎更多在说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提的相对较少,但在我看来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制度本身是人立的,所有的制度最终都要靠人去执行,人在执行制度的时候实际有很大的裁量空间,这是当今时代所决定的。

今天这个时代跟以前很不一样,首先是变化快,现在一年间世界出现的变化可能比以前几十年出现的变化都要多,快速的变化会导致制度的适用性与解释不再和以前一样,原来一个制度出来可以管很长时间,现在的制度要更多面临现实的变化,怎么在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实际上人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VCG)

柯华庆:当今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复杂性。社会的现代性越强,分工就越细,就意味着越复杂。制度本身的逻辑就是用简单的规则去应对世界,可当世界复杂到一定程度,执行制度的时候人的能动性会很高。

现代社会,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遵循的三权分立原则已经被打破了,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立法”的现象要比过去多多了,这是时代决定的,很多制度不是通过议会立法来决定,因为议会程序繁琐、周期很长,而行政立法,立法主体就一个,可以快速形成针对现实问题的制度,所以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立法大大加强。

我们都知道三权分立强调立法与司法分开,司法是不能攫取立法的权力,但实际上现代社会司法早就攫取立法的权力了。为什么?不是司法想要夺立法的权,而是被现实的快速变化与复杂性逼的,因为案子出来了,法官总不能等到重新修法之后再判案吧?这就需要法律解释、法律推理。谁来做这个?一定是最高法院或者终审法院的法官。

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修斯的话很有意思:“我们在宪法的约束之下,但宪法是什么则由法官说了算”。这话说的很幽默,但实际上道出了一个赤裸裸的真相:谁权力最大?最后说话的人权力最大。所以真正的立法者实际上是法官,这在现代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

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表现更加突出。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理念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不以社会稳定为追求目标,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掌握政权本身,它的使命是要迈向共产主义。

我以前对此也不是太理解,后来我仔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历史就发现,资本主义的法治是追求稳定性的,社会主义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依然要拼命的奔跑,而不是心定下来了、开始享受了,执政是为了跑向共产主义,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特别强调中共是革命党的属性。原来是革旧政权的命,执政之后是自我革命。从这个维度上就可以理解共产党喜欢搞类似“五年计划”的规划,他的计划都是面向未来的,从苏联开始就是这样,是由整个社会主义理念决定的。

因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比较发达,数量也多,所以近四十年来中国人习惯了尝试用西方的观念来裁剪中国,这样中国就会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社会主义法治跟资本主义法治不太一样,社会主义的法治强调变化性和道德性,甚至可以称为“革命的法治”,稳定性并不是其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另一方面,只要强调法治,就意味着追求相对的稳定性,否则就不用搞制度了,人每天都在变,社会也每天都在变。社会主义法治是革命的法治、科学的法治,是基于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法治模式。资本主义法治以追求稳定为第一位,包含着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希望社会是稳定的,可预期性是法治的第一要务,二是预期人和人不能差别太大,规则要适用所有主体,即法治的普遍性。

而现代社会的实际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这两个前提了,社会主义又在根上与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看法有所突破。中国曾经吃过人治的亏,但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现在要把人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看,理解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制度现代化的强调,不能认为是一切都靠制度,这也不符合中国的治理实践。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现代化需要将人治与法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VCG)

多维:中国官媒在解读四中全会《决定》的时候提到了几个词,中国之制、中国之治、中国之智。制度被视为基础性的东西,近而推动“中国之治”,其中融汇了中国的智慧。而作为基础的制度,其中包含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关于人的治理的表述。

柯华庆:确实,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就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中国经过了70年的探索,确确实实也需要将摸索出的趋势、经验稳定下来,比如党的全面领导就是经过70年的摸索被确定下来的最根本的制度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全面领导推到了整个制度层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意味着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定型了。历史上中共试验过党政分开,现在已经被淘汰掉了,人们从实践中发现,党的领导确实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因为人是有惰性的、社会是多元的,需要先进分子在前面不断领着落后分子往前走,需要一个能够不断自我革命的先锋队凝聚社会的共识,领着大家奔向共产主义。

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较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开始搞社会主义。按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当时中国的情况跟社会主义都不沾边。我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从任何起点开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可以是平行发生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或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强调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绝大多数的民主跟多数民主不一样,通过投票的方式会走向多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强调投票的程序,但更多强调要真正了解底层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需求。

多维:四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在考察上海的时候提到了“全过程民主”。

柯华庆:对,协商民主才是全过程的民主,决策要基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愿。时代发展到现在,很多人也都已经知道选举民主是怎么回事,你给一个人投票让他上台,他在任期间不能实现你的诉求,甚至几年不干事,你也没办法,只能等下次选举。

一项研究的结论很有意思,美国伟大的总统一般都是不兑现诺言的。按常理来说,谁选我我就应该为谁服务,但是美国伟大的总统都不这么干,上台之后他想的是尽可能为更多人服务,而不只是为那些选他的人服务,这才是民主的真谛。否则只能叫“多数主”。

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探究各种不同的制度解决方式。现在整个中国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同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怎么将两者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主观愿望,而是要倾听、了解每一种想法之后,综合了大家各方面利益诉求的方案,或许每个人都要做一点让步,但你能说这不是民主吗?我觉得这比投票的多数民主更加民主。

把多数人的利益跟少数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追求的,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中国现在要探讨、探究的是具体制度的操作,比如协商民主里面,有很多程序可以更加透明化、规范化,而不是把规则当成形式化的东西走走过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追求实质的东西,而非仅仅形式的东西,中国需要在理论方面做出很好的阐释,也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很好的操作。

当然,我相信社会主义永远不只是制度能解决的,很多地方需要人来发挥能动性,就是中国之治的“智”。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完全依赖制度层面推出的东西都是形式的东西。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结束,习近平(中)就在考察上海基层社区时提到了“全过程民主”。(新华社)

多维:四中全会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给出了一份很全面的纲领,治理体系对应制度,治理能力对应人。所谓制度,其实是把一些抽象的规则进行结构化归纳;但是就像你说的,人的现代化很难去结构化。

柯华庆:中国现在需要有一个突破,原来我们很多人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比如更加个人主义就是更加现代化的,其实是照搬西方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人的现代化,是要更好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国家、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做这些工作。

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慢慢形成两套不同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还是非常薄弱的,你看近半年来的香港,很多人跟政府、警察对着干,他们自认为“很现代”,但我相信稍有点理性的人都会觉得香港发生的状况非常糟糕。

不管是中国传统,还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东西就是强调社会关系,我认为这也是社会的本质,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很多人说社会主义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对中国过去那个传统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表面看起来好多东西相似,但实质不一样,从根本上说是民主与专制的不同,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不同。

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一个否定,因为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依附关系,相互关系中有等级之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契约关系。英国法学家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话: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契约的主体是单个的人,所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崇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社会关系,自然有身份性,但这个身份不是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制的、一成不变的身份,而是相互依赖的身份。西方国家发现个人主义弊端之后,有人提出,是不是现代社会又有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也有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是慢慢往社会主义那边靠。

再比如封建社会的统治,不管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都强调政治家是道德人,在柏拉图那里叫“哲学王”,中国叫君子。资本主义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因为在资本主义看来统治者都是“小人”,就只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整个制度设计就是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逻辑的出发点是假定政治家是坏人。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政治人是道德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要领着社会往前走,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自己,不是道德人是什么?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现在有些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锅端”回到中国古代,我们必须以否定之否定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只是我们资本主义还没有吃透,现在又要开始否定之否定了,我们要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反思,以便于走的更好。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新中国不是儒家指导,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是外国人,有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接受不了,所以我在2017年提出与儒家相对的华家,儒家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华家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孙文(孙中山)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精神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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