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温柔一刀” 揭开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两个隐蔽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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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战术层面的较量近年越来越有压过通融与合作,成为中美关系主题的趋势,刀光剑影之间既有明枪,也有暗箭。波及面已经远远不止于两国贸易。

继美国国会草拟和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美国法律后,中国方面亦做出两项反制性举措,其中之一是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位列首位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被视为其中主要代表,引起多方关注与争议。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对这些组织的角色缺乏共识。

在外界看起来,北京制裁这些非政府组织之举具有象征性意义,貌似无处着落、无关痛痒的“温柔一刀”,可能恰恰切在了美国对华隐蔽战线的“七寸”之上。

“非政府组织”光环下的“准政府组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英文名为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尽管被很多人视为“非政府组织”,但是只要对其稍有了解就能发现这是一个“名不符实”的“准政府组织”。

首先,其在1983年的成立正是响应“冷战”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称的在全球“推广民主”的所谓“民主基本建设”计划。

其次,该组织的财政权、高层人事任命都来自美国官方机构。在财政权方面,尽管该组织经常强调其经费来源多元化,既有美国国会也有其他机构、企业和个人,但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披露,根据该组织2011年纳税申报单,其99%的经费是来自美国国会。其高层人事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首任终身董事会主席是前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是其知名董事会成员,总裁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则曾是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代表。

再次,该组织与美国中情局有很深的渊源。作为始创者之一的前代理主席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就承认:“我们如今所做的许多事情在25年前(即20世纪60年代)是由中情局秘密开展。”如今,该组织也有“第二中情局”之称。之所以会由中情局派生出这一所谓“非政府组织”,普遍认为是因为中情局在冷战期间扮演过一些“不光彩”的角色,而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能够为了更隐蔽、更顺利,更有荣誉感地完成任务,尽管带有欺骗性和迷惑性。

中国政府此番声称制裁的几个美国组织,名称里各有一个光鲜崇高的词语,如“民主”、“共和”、“人权”、“自由”,但这些真的就是它们的目标吗?名称与背景,口号与行动似乎都相差甚远。

除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堪称“准政府组织”外,位列第二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是前一组织的子机构;第三位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也是里根“民主基本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并接受国会的间接援助;“人权观察”的观察对象国里不包括其总部所在的美国;“自由之家”则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智库。

对外不对内的“反政府组织”

这些总部设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工作方向都指向美国之外,而不包括美国。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网介绍,其工作区域具体划分为非洲、亚洲、中欧和东欧、欧亚大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美国所在的北美却不在其中。

但是美国的“民主”是否已经完美无缺了呢?“共和”、“人权”、“自由”等方面也无可挑剔?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只是这些“美国准政府组织”的立场与原则都已经划定,特别是经费受制于美国国会,只能扮演美国外交部署里的一支“伏兵”。

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中国成为美国外交的重点,中国的新疆、香港、西藏等等相关议题越来越多地被摆到了美国国会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准政府组织”的案头。与美国政府、国会等官方机构相比,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有着“非政府组织”之名的机构不必受到官方渠道约束,更显得独立和亲民,也能更灵活和隐蔽地达成不宜公开的目的。

那么,这些美国形式各样、大张旗鼓的组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其他国家究竟做了怎样的事情?他们的涉足导致了什么结果?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梳理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的活动显示,该组织在世界多地扮演过特殊政治角色。波兰和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都受到过这一组织颠覆性活动的影响。《纽约时报》2011年4月报道称,许多直接参与埃及叛乱与改革的团体和个人接受了来自该组织“核心受让机构”提供的资金。俄罗斯《今日俄罗斯》认定,美国政府直接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幕后推动了穆巴拉克政府倒台。

该组织的“杰出工作”也可见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初期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通力合作,向波兰的反政府组织“团结工会”提供资助,被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称赞为在“团结工会”最难熬的日子里保全了它。波兰“团结工会”后来给执政的共产党以致命打击,并被认为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力。

无怪乎活跃于美国之外的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其他国家被视为了“反政府组织”。

在中国香港持续5个月有余的“修例风波”,以及更早之前“占中运动”里,被香港示威者高举如林的美国国旗、不时出现在现场指挥的美国面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那些“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幕后角色。

2014年美国智库“Land Destroyer”发表文章指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附属的“国际民主研究院”自香港回归以后就长期在香港活动,包括出资、支援其他政治组织或活动,或是自行创立一些组织,推进美国利益,并削弱北京对香港的控制。美国研究机构朗保罗和平与繁荣研究所(Ron Pau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在2019年6月份发表的一份文章中则披露,在此次的香港修例风波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大部分参与此事件的团体提供了资金支持。

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名义,通过报道、研究、调查、颁奖等多种形式,宣传美国式的价值判断,诱导当地民意,扶植听从美国指挥的社会组织,鼓动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被视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美国“准政府组织”的一般工作模式。而这种工作方式,在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已经触犯了当地的法律。

格什曼曾经志得意满地向美国《国家利益》透露,当年在考虑资助波兰“团结工会”时他曾与董事会成员展开讨论,确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能否违反他国法律。格什曼直言不讳道:“最后我们断定”,“我们只需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但是,通过违法的途径,自下而上地颠覆美国政界指向的特定国家的政权,这很难称得上是“推广民主”,更像“颜色革命”。

1982年,美国时任里根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对英国议会发表演说,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开炮,声称要跟苏联发起“思想和价值观”的竞争:“我们是时候举国——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致力于促进民主发展了”。

作为当时响应里根应对“冷战”意识形态号召产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冷战”已经结束近30年的时候依然不肯停歇,是否会召唤出一场新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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