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经验“启迪”世界 街头政治已今时不同往日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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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数百万法国人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退休改革计划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与此同时,在中国香港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的反修例示威风波仍未停息,在此之前的欧洲西班牙因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领导人入狱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在北非埃及因指控总统及军方贪腐的多城市抗议,在南美智利圣地亚哥因反对地铁票价上涨而引发的反政府游行,在西亚黎巴嫩因反对新的征税法爆发的冲突…… 2019年密集爆发的街头政治运动中,都似乎提醒人们注意,街头政治运动“幽灵”重新回荡在世界各地的上空。但是,不同于20世纪历史上全球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民主化运动浪潮,由于时代背景和现代技术水平的差异,这些分布在全球各个地区的街头政治运动从发生到组织再到高潮褪去,都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让街头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诉求表达形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继巴塞罗纳人、加泰罗尼亚向香港学习“和你飞”、“和你塞”堵塞机场行动,智利圣地亚哥人也受到香港人启发,开始“装修”(打砸烧等暴力破坏行动)地铁,使用加密软件进行集结通讯。2019年以香港反修例运动为代表在世界各地密集出现的街头政治运动已暴露出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质。而这些手段与策略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会给当代的街头政治运动带来哪些指引?

随机与必然:当代街头政治运动如何发生

就像当年“阿拉伯之春”起源于北非明珠突尼斯一名小商贩与当局发生冲突后选择自焚那样,如今的街头政治运动危机越来越多地在之前几乎毫无征兆的背景下发生。当然,这种毫无征兆并非真的毫无征兆,就像阿拉伯之春背后是突尼斯等国家的人民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颓势下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助与绝望那样,这次持续近半年的反修例运动虽然也是因为发生在台湾的一起谋杀案而诱发,但事情的本质又并非因为这一偶发性事件,而是实在源于香港自1997年回归大陆以来一直未曾消解反而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导火索的偶发性导致运动通常并不是经过周密部署与组织来进行的,缺乏统一诉求、统一组织,更“避免”造神领袖,成为这一群氓式运动的现代特征。

“由所谓雨伞运动领袖到现在没领袖的一个改变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推动者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终于不是人们排着队问黄之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而是每人自己为这问题寻找答案。”这是5年前香港雨伞革命代表性人物黄之锋为其在今次香港修例风波中的角色所作出的解释,同时也道出了这次示威运动的特征:无领袖,无“大台”。

香港反修例示威“无领袖”的特征让运动更为灵活但也更容易走向失控。(HK01)

5年前,香港雨伞革命让黄之锋成为香港民运的代表性人物,30年前,柴玲、王丹等在六四运动中成为民运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甘地、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等等,这些曾领导了街头政治的人物大概很难想象,没有领袖的街头政治要如何开展,谁来策划,谁来组织,谁来作为代表进行对话。这些问题在今次的香港修例风波中统统都有答案。

事实上,反修例运动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公开领袖,民主派和过往的社运领袖在抗议现场失去主导权,只能从旁充当调解和辅助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示威者通过社交平台连登讨论区和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自发组织各类抗争活动。大规模的示威者通过通讯平台在本地甚至世界各个角落建立渠道连结,协调不同的示威形式,参与者自发选择自己感兴趣和信任的群组作为信息来源,自主判断自己在社运中的角色和行为。有的走上街头与警察对峙,有的负责网络舆论宣传,有的负责国际援助,寻求外部力量的参与,从信息发布到物资供应,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辅导一应俱全,形成一个存在争议,但又享有共识的整体。

在没有一个“中心指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以香港已故武打影星李小龙“Be Water”(原意为武者不被形式所拘,要像水一样流动,既柔软又刚强;既能适应万物,又能汇聚为强大的力量)的哲学思维作为与警察斗争的策略。2019年6月28日晚,示威者曾一度闯进一块供解放军驻港部队作为军用码头使用的地域表达不满,期间与警方对峙发生冲突,不过当晚的活动只持续到翌日凌晨便结束,示威者认为抗议的目的已达到。事后,香港社运代表性人物岑敖晖在脸书(Facebook)发文称,他刚见证神迹出现,准时1时15分,群众就像潮退一样撤走,真的完完全全和水一样。5分钟内,群众已经在现场消失了。7月1日,香港立法会一度被示威者闯入占领,但在港警宣布将强力清场之后,示威者并未长期占领而是随后撤离,期间他们通过加密的社交渠道互传“Be Water”的讯息提醒,迅速解散消失,而不再是像5年前的占中运动中一样“留恋”大广场。再如8月,示威者发起“和你飞”堵塞香港国际机场,实际上,泰国2008年爆发的反政府示威运动中也出现示威者占领曼谷机场,法国2019年5月的“黄背心”运动中期间也发生数百人穿“黑背心”占领戴高乐机场,但是怎么占、占完以后做什么、怎么离场,香港修例风波中体现的这种灵活性流动性在传统社运中都不存在。

因此,在此背景下,当局试图通过抗议者代表进行谈话以平息事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代表”,谁也不可能代表其他人去选择结束抗议还是继续“战斗下去”。黄之峰反问“为何要对话”,在他们看来,今次林郑撤回修例也是在没有对话的前提下发生的,即使有对话也不证明有作用,“雨伞运动五个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随后四个起诉,两个坐牢。”而被中国官方成为“港独”代表的邵岚看来,无需对话的原因是如今上街的示威者诉求多样,这些示威者不希望自己的诉求与意愿被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所代表,走上街头代表自己表达诉求才是他们最认可的方式。

此外,尽管示威者各自都是独立的自发的群体,但是他们又自我认同为拥有统一目标的整体,“不割席”是今次香港修例风波中体现的第二大新特征。所谓“不割席”是指“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的结合,温和主张的示威者不会站出来警告勇武派过于暴力而使他们陷于舆论指责,勇武也不会绑架温和派更加激进,他们提出“不分化、不割席”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站在同一阵线。而在5年前,香港民主派阵营在“雨伞革命”前后,因为激进和温和抗争路线存在分歧而陷于分裂,此前的社运规律也多是沿着扩大影响力,多行业串联响应,而后在外部因素影响与内部分歧中激进派和温和派开始分道扬镳。今次香港反修例示威虽然坚持“不割席”,但他们都会在网上不断自我修正立场和检讨策略。

街头政治运动变化的背后因素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国会高票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与《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使其生效,这意味着香港议题被正式纳入中美角力的战场。时间往前推3个月,9月中旬,香港民主运动代表性人士黄之锋、何韵诗出席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事实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很多人都意识在藏匿在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外部影响的存在,尤其是中国政府断言美国的NGO组织和中情局不断地向香港输出影响,资助那些活跃分子制造混乱,所以宣布对参与“和平演变”计划的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进行制裁。

但是,回过头来说,包括反修例运动在内,即使的确有美国的国家干预阴谋存在,那也也不应该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这些“煽风点火”的力量。正如上文所说,没有任何一场街头政治危机是完全依赖于一些偶发性因素的,这背后是普通民众长期压抑的不满甚至愤怒,而一旦导火索出现,“催化剂”奏效,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剥削和掠夺的运作方式有极强的渗透能力,使得自上而下的社运组织极难进行,但却给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开辟了新的抗争空间。

街头政治运动的致命缺陷

从技术的角度讲,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更新换代为今天的社运提供了更便捷的使用工具。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时,还要依靠街头演讲等形式扩大影响,20世纪中期,各种运动形式的开展仍然依靠贴宣传报、电话等形式,到1980年代之前有了呼叫机,2008年苹果手机的诞生,将移动电话带入智能手机时代,随后推特(Twitter)、telegram(2013年初始版本)相继诞生。技术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是近些年社运形式发生变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过,虽然使用较为隐秘的社交平台更加高效与具有扩散性,成为高效的街头运动组织工具,但是这些看似为运动带来优势的另一面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困扰。

上文所提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HKIAD)发言人邵岚在接受《德国之声》的一则采访中被问到,如何看待香港街头示威者的暴力行动市,邵岚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他们坚持“不割席”就必然要承受勇武派的激进暴力给整个运动带来的舆论指责,尽管邵岚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似乎并不想承认,但香港激进示威者砸死无辜市民,淋烧异见人士,打砸烧中资店铺等等激进暴力的做法已经让整个反修例运动显得有些失控。

事实上,今次发生在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智利的“反地铁票价上涨”示威等等,其中的很多新特征在此前已有体现。例如香港2014年的占中运动到后期,随着占中三子和学联逐渐失去对运动的掌控力,占中运动到后期也是“无领袖”的状态;再如2011年英国因黑人遭警务人员枪杀引发的伦敦暴动,参与骚乱者也是通过黑莓手机及Twitter等网络工具相互联系,使得英国政府难以控制势态发展;同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带有强烈的去中心化特征。运动最早的发起人Micah White和Kalle Lasn拒绝为运动提供任何方向性和组织性指导,全部凭借参与者通过直接民主讨论决定方向,此后的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蔓延全球的Me too运动等等。

而且,随机活动,缺乏策略性的计划,长久下来极易损耗士气。而“无大台”的运动形式带来的一个弱势在香港的修例风波中也较为突出,即是诉求多样,不统一。尽管示威者打出“五大诉求”,但这并非是参与反修例运动的统一诉求,也因此,到后来随着林郑撤回修例,示威规模大减,示威激进者只能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孤立无援,难以为继。这恐怕正是街头运动不同于议会斗争的先天缺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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