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只有西方版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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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中国内地的自由派群体,还是港台等海外社会的观察者,他们在看待政治现代化时,心里想到的范本都是西方,是启蒙运动、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就拿中国政治现代化来说,现在身为海外民运人士代表的魏京生早在1978年12月就曾在北京西单墙贴出名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要求反思独裁,主张中国应该迈向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即“第五个现代化”。这其实是最早版本的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但不论考虑到中国有着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国情,还是鉴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演进轨迹,魏京生版本的“第五个现代化”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也是为何他虽然早在40年前就已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但并未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共鸣的关键原因。

应该说,魏京生的观点在中国内地的自由派群体和港台等海外社会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习惯于将政治现代化视作“西方化”的三权分立、选举民主,是建立一套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制。这种想法其实是对政治现代化的迷思和意识形态化认知。

文革的惨痛历史教训,警醒着中国要不断摆脱专制和人治,提升法治水准,早日成为一个政治现代化国家。图为中国文革一幕。(VCG)

诚然,在相当长时间内,西方社会创造的一套价值观、理论体系、制度准则的确在引领人类现代化道路,甚至其中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人类核心价值的重要构成。譬如,人们经常提起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理性,早已成为全世界的“重叠共识”。而同时期的中国还活在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下,毫无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言,后来渐渐衰败、崩溃。中共建政初期,因为治理体系的专制、人治问题,在那个意识形态狂热的极左政治时代,作出了一些错误决策,造成非常严重的政治灾难。

这说明西方政治现代人的确有值得借鉴之处,而中国政治尤其需要尽早实现现代化,彻底摆脱专制和人治。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每个社会的情况不同,同样的价值因为不同社会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情况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体制选择。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论何种版本政治现代化,只要能彰显对人类核心价值的尊重,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令人向往,都是值得乐见其成的有益尝试,人们不应将思维设限于西方版本的政治现代化。

法国黄背心运动暴露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一些深层治理问题。(Reuters)

近些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显示,曾经风光无限、在政治思想市场一家独大的西方政治体制不光日益暴露深层治理困境,如英国脱欧公投的闹剧归根结底是西方政治体制危机的体现,而且在向中东、拉美等地输出过程中频繁酿成危机,比如一度受西方追捧的阿拉伯之春就沦为了动荡不安的阿拉伯之秋。眼下香港的修例风波,虽然从表像来看是港人不信任内地司法体系,但本质上是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套官商共治结构酿成和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致。

与之相对的是,实行另一种政治体制的中国在持续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在短短四十年内从贫穷落后的封闭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和经济社会进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不仅将数亿人从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还建立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在那里,人们生活的改善是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进步之一”。

从这个层面来讲,政治现代化未必只有西方版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深厚文明抱负和复杂国情的中国,是有可能探索属于自己版本的政治现代化。而六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在今次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继续改革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当然,中国版本的政治现代化还有诸多短板、不足和软肋,要持续提升自身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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