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48年前日本出兵台湾 再探中国的“天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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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是“八瑶湾事件”的148周年,该事件直接导致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两国对于自身原有国家体系的调整,也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国家转型的标志,影响相当深远。

当地时间12月16日,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共同举办的“中国再起:与临边互动的历史与现实”研讨会,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展开,主办方邀请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进行第二场主题演讲:“从‘台湾出兵’再论东亚现代国家的成立”,重新探讨日本出兵过程中,中日两国如何看待自身国家本质,以及转型的议题。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左)的主题演讲由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登及教授(右)主持。(廖士锋/多维新闻)

重新检视万国公法对中日转型的贡献

甘怀真首先提到,东亚地区在过去40年享受了一段和平时间,从历史上来看很难得。因为在19世纪、20世纪初年,东亚地区面临非常剧烈的转型,尤其中西接触后,当时中国作为老大的帝国,因为战败,割地赔款,所以要“救亡图存”,逐渐从“天下”转为“国家”,甘怀真认为,现在应该跳脱出“中国失败论”,重新看近代中国史的另外一面。

而“牡丹社事件”是最能够代表中日两个东亚国家采纳“万国公法”进行国家转型工程的案例。1871年发生的“八瑶湾事件”,酿成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当时在军事举动之外,更有意义的是中日双方如何利用西方的“万国公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甚至进行政治转型。

甘怀真开门见山地提到一个反思,指中国传统天下制度面临的很多危机,或许都因为万国公法的引进得到解决,他指出,中国跟日本,其实“都利用了西方的制度,在这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好处,甚至突破过去的困境”。他强调,“我不是说西方侵略中国是假的,这些都很真”,而是必须注意到另一个角度,当中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利用万国公法里面的“state”,成就“秋海棠”版图。

甘怀真指出,清朝是一个继承明帝国以及满洲内亚帝国的“二元帝国”,而引入万国公法后的清朝二元帝国,其实就是一个“state”,反之就不是。他表示,从“牡丹社事件”来看,“中国很早就接受万国公法”,当时两个古老东亚帝国都用万国公法当依据,也是天下观念跟万国公法结合的展现。

“八瑶湾事件”的本质是漂流民跟漂流船事件,这类事件16世纪以来都在东亚海域发生,所以一开始,中日两国都没体会到这件事严重性,中国报纸甚至说是“南海奇事”,可是日本却在美国外交官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与德朗(G. E. De Long)的建议下,看到一个绝佳的机会,确认对琉球的主权。

天下也是一种“state”

甘怀真指出,台湾作为中华帝国的新生领土,其实在定位上有些尴尬,因为古代中国分为化内与化外,人群流动通常是化外往化内,但是清代却是化内的闽粤移往化外的台湾,也才会有“番界”的出现。

而对日本来说,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将原本也是中国藩属的琉球王国改编为鹿儿岛县属琉球藩,1879年进一步置冲绳县。“八瑶湾事件”发生恰好在日本并吞琉球王国初期,其实大局根本还未底定,李仙得与德朗建议日本政府,可以藉由保护国民的理由出兵,操作此事件证明刚归入日本的琉球人,就是日本人。

1871年日军在八瑶湾事件后于台湾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竖立之墓碑,上书“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宣示并吞琉球王国的主权。(VCG)

清朝政府一开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管,认为生番“政教不逮”,日本进而主张出兵台湾有正当性,因为琉球人是日本国民,而台湾是番社、不是中国土地;清廷则主张,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人,台湾番社是中国领土,是中国人。

甘怀真描述,中日两国都以万国公法的国家理论据理交涉,而交涉的针锋相对则非常有趣。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想证明台湾番社非中国领土,表示番社“未绳以法律之民、未设立郡县之地”,而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给各国照会,说没设郡县是依《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但“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这是用了天下理论来反驳。当时主管台湾的闽浙总督李鹤年也说,台湾番社不属郡县,算是一种荒服,虽然生番熟番有别但是“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既为中国抚有之地,即当为我朝管辖之区”。同治皇帝则谕示“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甘怀真表示,清廷的论述是要证明天下就是一种“state”。

清穆宗同治皇帝(右)也认为,“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把五服论纳入国家理论当中,辩驳日方的教化主张。(涂柏铿/多维新闻)

不过大久保认为,“苟遗其实而取其名,虽云兼临宇内可也”,讽刺全世界都可以宣称是中国的,强调国家要对人民实施教化。日本方面更引用万国公法,表示“一国虽有掌管邦土,而无其实者,他国取之,不为犯公法”,但是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发出照会表示,法律不得尽绳,“凡此皆治国之恒情”,质疑难道有犯法的人的地方,就是野蛮地区?认为台湾番社不是无主的野蛮人,而是中国境内的野蛮人。

日本学者毛利敏彦认为,台湾出兵是日本帝国的“开幕剧”,该国首次出兵海外,但是失败,因为没有战胜台湾的原住民、又水土不服,中国也在福州集结准备打仗,日军只能撤退。最后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约》,采取“两便之法”,日本退兵、中国赔钱。

中国认为赔偿是皇帝之恩,因为“夷狄好利”,但对日本来说,中国默认日本拥有琉球是关键,甘怀真打趣的说,“李鸿章他们一辈子后悔”,因为日本默认中国有台湾,是无意义的事情,毕竟甲午战争后,台湾也归日本。

甘怀真认为,从牡丹社事件可以看出,天下制度中的郡县、属国均可转为“state”,日本体现的作法是废藩置县、中国则是设省(新疆、台湾)。从转型的视角来看,中日两国借用“万国公法”来为自己达到原有的政治体系所做不到的政治推展,未尝不是一个近代史的观察视角。而甘怀真表示,中日两国很快转为state,但是接下来如何统合这个“state”也是重要问题,日本选择了天皇制国家,中国有“五族共和”等论述接连产生,最后选择了由共产党来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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