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西藏法案 政治考虑远高于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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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2月18日甫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内文提到西藏宗教领袖(特别指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辨认及坐床是纯粹宗教事务,只有藏人佛教中适当的宗教当局能作决定,且该当局须考虑藏传佛教传统、信徒意志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指示。

对“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s)、“传统”(Traditions)、“人权”(Human rights)的诸多要求,横贯了这部法案,可说代表了美国政界的核心关怀。但是,这些被包裹在一起的“美国期许”,其实未必符合藏传佛教的发展实貌,特别是对于目前最为强势的格鲁派而言。

藏传佛教近代以来的发展,至少在重要领袖的转世认定、册封事宜上,大多都与政治有极大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宗教事务。图为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册颁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VCG)

格鲁派自始即与政治纠葛甚深

美国建国(1776年)远在有达赖喇嘛之后,而达赖喇嘛名位自创始之初(1578年),就与政治势力的介入密不可分。明廷退出嘉峪关后,16世纪西藏高原附近最强的政治势力,属于蒙古右翼旁支俺答汗,当时的蒙古各部,正逐渐从达延汗时的统一局面走向再度分裂,俺答汗因而拉拢西藏高僧索南嘉措,并献上“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追认为第三世)称号,换取后者赠予“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增强俺答汗在蒙古各部的影响力,并作为传教基础。

从一开始,达赖喇嘛就与政治紧紧相连,“宗教自由”让位给了政治考虑,若以格鲁派为例,宗教领袖的辨认,更可见其并不是“纯粹的宗教事务”的案例,如第四世达赖就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子嗣,而蒙古地区格鲁派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更是一连两代都出自土谢图汗家族,成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而格鲁派诸位领袖家族之间的互相传承,更早已是当时台面上的盛事。蒙藏之间的政教紧密联系,直到满州(后来的清朝)崛起,又添入新的政治介入力道。

满州入关前已经确认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藏传佛教实为国教,所以清廷入关前期、周边不稳时都极度尊崇格鲁派,第五世达赖以降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格鲁派也发挥政治效应、替清廷绥靖边疆政治冲突。清代乾隆皇帝执政时期,因为武功达到极盛,对于原有蒙古政治影响西藏宗教的“传统”颇为忌惮,因而着手改革中央政府宗教管理体制,接续其父雍正帝的施政脉络,强化了北京对于藏传佛教领袖转世(金瓶掣签)、认定、职权、教区范围、定期朝觐的约束,并亲着《御制喇嘛说》,阐述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满州皇帝的政治想法,此时约莫在美国独立初期。

清朝国立在乾隆皇帝时达到鼎盛,图为1754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设宴款待归降的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乾隆帝并在国力顶峰时,大举改革西藏宗教领袖的管理制度。(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所以,美国建国时期的那套“西藏宗教传统”,其实是揉合了蒙古与清帝政治影响,乃至于东亚地区权力格局达到新的稳定的那种宗教传统,一向非常自豪于先贤先烈的美国人,不应该忽略同个时期世界不同政治发展的样貌;但是这次美国“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认知的格鲁派宗教“传统”,显然剥离了格鲁派四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削减为片段的认知。

美国对中国样貌的特定历史想象

美国该法案强调的“宗教当局”、“传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指示”,当为19世纪中晚期、20世纪初期,第十三世、第十四世未经“金瓶掣签”选出的特定时空脉络下的样貌,当时清廷与民国政府对于边疆,实已鞭长莫及,无力主张盛清的体制,而英国等列强势力对于当时西藏的介入,更表明了政治影响无所不在的事实。其实,就连目前达赖喇嘛对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领袖的转世话语权,也都是这几十年来大为扩张的。但是19世纪初期清朝仍强盛时的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选拔过程都依循了清廷规则,目前中共实力以及对内控管程度,早已超越晚清和民国初年,想必难以接受美国众议院提案所圈定的时代想象的箝制。

就中共官方的立场,认为自身继承了中国正统政权,故藏人的宗教领袖,不论何种派别,均须由中共政府依照宗教仪轨与国家统一的主张进行选拔,并坚定反对分裂国家的任何宗教行为。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西藏后,中共长年以负面的“达赖集团”称呼之,对内也逐步加强宗教管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1989年圆寂后,特别召集藏传佛教众多活佛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选定下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舍弃达赖喇嘛选定的候选者,这就是一次权力展现。近年中共更进一步开办“活佛转世管理专题培训班”,强制年轻活佛参加,内容包含宗教法律及仪轨、中共治藏方针与国家统一理念,意图更为全面地掌握宗教。

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共,近年来加强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管理和培训,但是引起境内不少藏人自焚抗议,并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度不放心。图为2017年西藏佛学院首届少年活佛班结业成果展示。(VCG)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尊重传统与人权,是想当然尔的立场,可是美国众议院没有清楚了解到,藏传佛教格鲁派近400年来的发展,却是依靠政治而壮大、也脱离不了政治,不仅达赖喇嘛在2011年才宣告政教分离,“传统”更是依政治形势而数度改变,当中更涉及族群政治、国家整合、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以及共产党建政的诸多剧变。

如今东亚政治格局再度转变,美国继《台北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现在又推出《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显然是要遏制中共对政权周边的权力延伸。推出这些法案,并不是展示美国有多了解中国边疆,而是将其所期待的、藉由特定时期的周边状态投射出的“中国样貌”予以明文化。归根究柢,现实政治的考虑仍高于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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