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号角吹响】不止换届 如何看待舆论场五大关切

撰写:
撰写:

2017年10月25日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共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新华社)

中国国产航母服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问澳门并将主持澳门回归20周年庆典、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或在2020年第一周签署……近期一系列围绕中国的大事之下,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至今仍然在进行中的政坛人事变动不容忽视。

伴随着这一轮人事变动,中共高层在12月初下达了一份关于政坛人事的重磅文件——党政领导班子“五年计划”(《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这份跨越“二十大时间”的官方文件,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开始布局二十大的直接证明。

其实不止换届。从2018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之后至今,关于距离尚且“遥远”的中共二十大,从高层换届,到“接班人”培养,从政治局常委会否从7变9,到“习近平思想”是否会写入中共党章,乃至在中共宣称要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共总书记是否会恢复党主席旧称,都成为舆论猜测和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外界会关心这些猜测,作为关心中国政治和未来前途的人们,又该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关切”?无论是“连任”还是“接班人”,亦或者“党主席”的猜测,对于中共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要去思考,为何外界会如此有这些关切?在从今天到中共二十大期间还有不足3年,关于本文提及或未提及的各种猜测,一定会越来越多。在两会、记者会等会议上与之相关的提问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共该如何回答?

同时也希望关心二十大的人们,不要将此作为政治八卦或舆论场的谈资,而是更应该隐含对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秉持期盼中国越来越好的初衷。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无论是经济困局、还是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都不是以中共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体量和世界变局大势的多重合力所决定的。

正如中共高层所称,每个领导者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与长征路,用更加科学、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共二十大,看待未来中国的国运,更应该成为一种共识。

“连任”

2018年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建议是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之后同年3月的中国全国两会通过了这份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修宪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任期限制,2022年连任满两届的习近平如果届时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将完全合乎宪法规定。

从彼时起,西方舆论普遍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为“终身主席”。对于这种舆论,中国官方媒体曾经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解释。2018年3月1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文章称,在国家主席任职规定上作出修改,是着眼于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宪法上作出制度安排。这一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中共十九大闭幕式上,中共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框。(图源:中央社)

这篇署名“轩理”的文章强调,相关修宪建议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轩理”或“钟轩理”是官方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发布文章时所用的署名,一般被解读为中共的正式表态。

不仅如此,2018年中国全国两会甫一结束,习近平也曾对中共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决定进行了“说明”,称这样做是为了同中国“政府”和“党”的相关领导职位相一致(编者注:也就是中共所说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对这一变化引发的争论,以及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分析,多维新闻网在修宪伊始就进行过深入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4月15日的爆料称,在习近平看来,西方这种舆论是对中共修宪的“误读”。该报报道称,“在近期三次同外国嘉宾及中国官员的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他个人反对领导终身制,外国观察家误读了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决定”。

“接班人”

由习近平是否会在中共二十大连任,而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是“接班人”问题。2018年6月29日,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表示要建设一支“适应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经得起风浪考验,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

紧随其后的 7月2日,习近平在同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时要求,“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7月3日,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事实上,从2018年年中开始,中共对于年轻官员的任用开始加速。年轻干部大范围得到提拔。中共的此番动作,别认为必然对未来10年到30年接班梯队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班人”以及二十大潜在“可能入常者”也成为外界竞猜的热点。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在重庆考察调研期间,两位“60”后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为数不多的同框引发西方媒体关注。(新华社)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在重庆调研,主管扶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1963年4 月)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1960年9月)一同出现在画面中,一时间,关于“双接班人”的话题成为西方媒体的炒作目标。不同于一年前的修宪与领导人终身制问题,中共官方对此话题并无回应的意思,甚至委婉的暗示都没有。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落幕后,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于2019年11月19日出席中国记协“新闻茶座”活动。11月26日有香港媒体披露谢春涛未公开的讲话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此前有序地解决了领导人接班问题,并称“完全不担心,领导人的平稳、有序地更替问题”。这则新闻引得各家媒体纷纷转载,其根本原因就是谢春涛的讲话中出现了“接班人”三个字。

谢春涛说,中共在选人用人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党内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谢春涛上述有关接班人的问题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媒体披露。

7变9?

2019年10月28到31日,中共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距离上次全会已经20个月。伴随着会议的召开,坊间开始流传中共中央政治局或将“7变9”——把两名可成为习接班之人任命为新任常务委员的传闻。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一周时(10月23日),《明报》发文称,此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会亮相。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和重庆市市委书记陈敏尔可能会晋升为常委。但是四中的闭幕,证明这种传闻并未如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之间五年的各种反腐传闻那般——往往谣言变成预言。

之所以在此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出现这样的传闻,大约是当前中美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物价节节高攀,香港反修例抗争数月未息的背景下,外界认为面临多重压力的中共领导人,或通过高层结构变动的机会来缓解压力。

十八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变7,图为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6位常委和中外记者见面。(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并非一成不变。不过一般认为,为了在重大问题表决上采取简单多数制,人数往往采用单数。中共十四届和十五届时,政治局常委人数为7人,十六届和十七届变为9人,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则再次恢复为7人。

消息称,2012年5月上旬,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300多名省部级和军队正大军区级以上官员在京西宾馆开会,用投票方式对十八届政治局人选进行了摸底。在这次摸底会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已开过数次会议,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拍板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从9人调整为7人,政法委书记不再“入常”,结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制的格局。

不过,十八大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是平行的权力结构,随着十八大后的顶层权力结构调整,习近平成为领导核心,原有的平行结构变为上下级结构,政治局成员需要向习近平汇报工作,在中央权力已经“定于一尊”的结构下,常委人数是不是单数,或是会不会再有数量上的调整还有待观察。

“习近平思想”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就曾有传闻称习近平思想将出炉并写入中共党章。但是实际上中共十九大只是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这一说法被正式提出前,该思想一般被中共官方和中国官媒称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多用于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于十八届六中全会确定习近平为“核心”后,有时省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本人在十九大正式提出这一思想前一般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2017年12月6日,中共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第一期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新华社)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从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2018年3月11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在距离两年多才要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共是否会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继毛泽东思想”简化为“习近平思想”并写入中共党章,成为外界好奇的问题。因为中共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就有分析称,这为以后中共修改党章、正式提出“习近平思想”埋下伏笔。

有一个先例可供参考,那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提出。1992年中共十四大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被写入党章,但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5年后的中共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压缩精炼成“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共行动指南并写入党章。不过,假如习近平在二十大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考虑到之前中共已经有“毛泽东思想”的称呼,一般认为,即便是人们已经习惯在口头上称呼“习近平思想”,对中共官方来说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化压缩为“习近平思想”的可能也不是不大。

恢复“党主席”?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还曾有传闻猜测中共将恢复党主席之称,但是因为缺乏事实佐证,所以该传闻很快不了了之。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关于主席与总书记的称谓转换猜测再次兴起。

外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猜测还不清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为对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称呼,中共也曾长期使用“主席”这一叫法,尤其在毛泽东时代,而习近平今天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已经有直逼毛泽东的趋势。

1956年,中共八大,毛泽东(左一)与刘少奇在主席台前交谈。(吕厚民\摄影)

而且因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党主席是否比总书记更符合“现代化”的争议也在坊间兴起。

在中共成立后早期,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先后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主席等。抗日战争结束,中共组织结构趋于稳定后,从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十二大,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十二大上重新恢复总书记的称谓。

关于为何十二大做此决定,曾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曾表示,“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

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在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则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并未规定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由此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便分开,主席制和总书记制变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决策机关与日常办事机关也分开了——在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的情况,因为更接近中共的绝对核心毛泽东,书记处这个办事机关很多时候甚至比决策机关的消息还要灵通。由此中共十二大对此进行扭转,重新使中共回归集体领导。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主席和总书记的异同事实上是颇为微妙的,二者既同时体现中共在理论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各级党组织均以委员会作为决策中心;但其各自内涵又有差别,前者更体现最终决策权而后者更体现办事服务性质——这或许也可视为观察中共二十大后主席制是否回归的重要指标。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